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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内外》的内外 　　在20世纪的德国哲学中，最有影响的就是海德格尔和法兰克福学派了。这二者有诸多的相似关切―――都涉及工具-理性问题，都对技术和艺术有大量的思考，都对启蒙现代性进行了拷问―――但是，二者在哲学气质方面有极大的不同。海德格尔更像是一个纯粹的哲学家，他主要讨论的是各种哲学经典文本，而且也是以一个传统的（虽然极其神秘、玄妙和诗意）哲学家形象出现的。但是，法兰克福学派更接近于一种社会理论，他们讨论的问题具体得多，并且总是针对着当下，尤其是针对着当下的诸种文化现象（当然他们也有非常纯粹的哲学文本）。法兰克福学派前所未有地将文化和社会结合在一起，但同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充满历史性的结合不一样的是，法兰克福学派有强烈的哲学和理论欲望，他们是在黑格尔、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传统中来工作的。因此，不仅仅是文化和社会的结合，还有哲学和具体性的结合―――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特征，正是这两个结合特征，使得它们被接受和产生影响的范围同海德格尔不同。海德格尔牢牢地占据了大学的哲学系。相对而言，法兰克福学派在哲学系的影响不大。这可能是全世界的现象。在中国同样如此，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兴趣主要是在中文系而不是在哲学系。就像美国一样，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接受主要在英文系而不是在哲学系。 　　法兰克福学派满足了中文系的诸多兴趣：对理论的兴趣，对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的兴趣，对社会批判的兴趣，对美学的兴趣。所以，中国的法兰克福学派专家出现在中文系毫不奇怪―――哲学系对大众文化，对大众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社会症候从未认真地对待过。（这也可能是哲学系远离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个原因。或者，他们只对“启蒙辩证法”和“否定辩证法”感兴趣，哲学系对本雅明表现出惊人的冷漠。）一直处在中文系的赵勇教授，其学术兴趣正好容纳了这几点，他体现出中文系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的出色趣味―――只有在文艺学这个学科，才会出现一些赋予各种各样的文化现象以理论思考的学者。正是他们打破了传统上僵化而保守的文艺学体制。这其中最有效的工具之一正是法兰克福学派，它在美学、文化、社会和哲学之间来回穿梭从而突破了各种既定的封闭边界。它需要开阔的视野，它要求美学敏感，理论修养和对现实的洞见―――这正是一批试图从事跨学科的理论学者的愿望。 　　赵勇是国内研究法兰克福学派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他早年的博士论文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研究的力作。现在，他的新书《法兰克福学派内外》进一步延续了他早年的研究。这种研究既是对早期研究的深入，也是一个拓展。在这本书中，他不仅仅局限于对法兰克福学派本身的探讨（尽管这仍是这本书的重要篇章），还讨论了与法兰克福学派相关联的其他理论。我们看到了“延座讲话”、萨特、威廉斯、利维斯以及形形色色的“文化研究”派别―――这基本上同法兰克福学派一道构成了一个有关“文化”的20世纪理论星群。赵勇很显然是将讨论的重心放到“大众文化”上面。（因此，海德格尔在此毫无意外地缺席了―――我一直困扰的是，好像很少有人将这两个差不多同时出现的最重要的德国思想流派做对比，尽管事实上他们也没有太多的直接交往。）还有一点特别重要的是，他回顾了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的理论旅行以及随后产生的效应。这是西学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冲击的一个晚近范例（当然，这样的例证不限于法兰克福学派）。因此，讨论的范围既在法兰克福学派之内，也在它之外，而且，由内而外并不存在一个难以跨越的沟壑。因此，这与其说是有关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毋宁说是由法兰克福学派所引发的诸多文化问题的总体研究。 　　这本书的每篇文章探讨的方式和主题不尽相同，我们在这里既能看到对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个提纲挈领时的概述（第一章“关键词”），也能看到对某一个重要理论问题的细致考辨（关于大众文化的肯定性话语和否定性话语）；既能看到对一个关键文本的细读（阿多诺的《文化工业述要》），也能看到对一个理论家的总体扫描（马尔库塞）。 　　就法兰克福学派内部讨论而言，赵勇简明扼要地论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基本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当然是法兰克福学派最重要的资源，它确定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目标和旨趣。以至于人们常常将法兰克福?W派当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一种。事实上，马克思作为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底色”，但是，黑格尔的存在使得这种批判更多是从意识形态，文化或者“精神”的角度做出的，这就偏离了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这正是黑格尔哲学带来的影响。同样，黑格尔的“否定”概念和“辩证法”也启发了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的绝对“否定”，这种否定一旦从哲学转移到现实中，一旦被具体化的话，就表现出对资本主义的大拒绝和大抵抗。否定，最终是对现实的否定，而且是绝对的否定。或许正是因为黑格尔的持续在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和否定最后停留在书本和头脑中（阿多诺的晚年对学生上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