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大本营》传播模式中的后现代主义审美特征.docVIP

《快乐大本营》传播模式中的后现代主义审美特征 　　【摘要】后现代主义打破传统、反对理性、消解中心、追求非理性，对当代文艺走向和大众审美影响巨大。《快乐大本营》传播模式中带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审美特征，主体消失的“零距离”模式，深度消失的“娱乐至上”模式，追求游戏和语言的狂欢，同时采用拼贴和戏仿制造荒诞感、幽默感，增添娱乐效果。这也正是这档娱乐节目得以广泛传播，受众群体增多，长盛不衰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快乐大本营；传播；后现代主义；审美 　　当下，许多娱乐节目受到大众狂热的追捧，收视率直线飙升，为整个电视台的经济收入、影响力以及更大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这种现象是大众传播的娱乐功能决定的。心理学家威廉?斯蒂芬森在《传播的游戏理论》中提出：“传播的目的不是完成任何事情，而只是一种满足感和快乐感的部分，因此传播的功能只在满足人的娱乐需求……回到愉快的状态之中。”[1]所以，根据新媒体时代受众“娱乐、狂欢、消遣”的需求，在激烈的电视节目市场竞争中，迎合受众的口味“按需供给”，这样的传播理念可以为电视台赢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这种娱乐至上的审美价值也反过来影响了更多的受众群体改变或者重塑自己的价值观，加入到这个大众狂欢的节目中。《快乐大本营》紧抓大众传播的核心功能，成为获胜者。 　　《快乐大本营》自1997年播出至今，收视率一直居高不下，长盛不衰，创造了收视神话，成了湖南卫视的看家宝，曾经在全国刮起了“快乐旋风”，成为国内众多综艺类节目中首屈一指的王牌节目。主持人以何炅、谢娜、李维嘉、杜海涛、吴昕等五人组成的“快乐家族”担任，其中以何炅为核心，五人在舞台上各具风格，各显神通，获得了超高的人气，尤其在年轻观众群体中的影响力更为明显。2013年由“快乐家族”领衔主演的电影《快乐大本营之快乐到家》票房收入突破人民币1.5亿元，取得当周国际票房排名前10的好成绩。 　　《快乐大本营》的成功传播模式实质上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审美特征：颠覆传统、解构中心、玩弄语言、玩弄破碎、娱乐至上、全民狂欢。这些恰恰迎合了当代众多观众的审美趣味，使《快乐大本营》节目创造了收视率神话。 　　一、主体消失的“零距离”传播模式 　　单就《快乐大本营》的主持模式而言，就是对传统模式的消解和反拨，带有后现代主义的典型特征。后现代主义主张消解中心，消解权威，消解秩序，倡导一种反传统、反理性的叛逆性思维方式，批判僵化的模式和既定的制度，追求多元化的存在和审美。它把一切影响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沟通的障碍一扫而光，形成一种开放宽容的氛围。这种消解中心的审美祛除“精英天才”，走向“大众日常”；排除“唯我独尊”，走向“人人参与”，最终将观众的审美体验指向对自身陌生化以及内心渴求的精神领域。 　　传统的综艺节目，主持人是引导者、报幕员，给人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距离感，包括特邀嘉宾的“高大上”以及神秘感都置观众于千里之外。虽然1983年的全国春节晚会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甚至之后除夕夜看央视春晚成了观众每年不容错过的“年夜饭”，但是以它为代表的娱乐节目内容形式相对程式化，无外乎歌曲舞蹈、相声小品、戏曲杂技等，观众在热闹喧嚣的节目面前只是单纯的“看客”，基本没有机会参与到节目中来，更不可能主动参与进来。虽然说“距离产生美”，但是，对于综艺节目，观众还是希望消除这种“距离”。 　　按照传播学理论，传播者和受众之间应该具有互动关系，消除距离感。《快乐大本营》按照这一传播原则，一反传统综艺节目的风格，把传统主持人从中心彻底边缘化。主持人从纯粹的报幕员，走下“神坛”，参与到节目本体中来，极尽所能地展现个人魅力和才华。五位主持人何炅、谢娜、李维嘉、杜海涛、吴昕组成的“快乐家庭”正如一个家庭的成员一样，各个身怀绝技，想尽办法通过各种搞怪和相互调侃，去逗乐嘉宾和观众。这档娱乐节目首先以“快乐家族”的称呼消除五位主持人之间的距离，其次把主持人和观众之间的距离抹除，亲近观众。观众来到这里就会有“家”的感觉，而且是快乐之家。大本营中，嘉宾、明星也走进舞台，祛除“明星”的身份，他们仿佛也是快乐大本营的一分子。在“大本营”里，解构传统的“狂欢”，追求人人平等、共享快乐的权利，获取快乐、避世消愁的欢乐净土。明星、主持人都走下了光耀的神坛，和观众一起同台娱乐。 　　这种“零距离”的传播模式，最明显的效果表现为满足观众“陌生化”的猎奇心理和窥视欲。“陌生化”理论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概念，由什克洛夫斯基提出，它注重艺术技巧加工的陌生化手法，使对象从平俗变得新鲜、别致、独特，也就是说，“艺术是体验对象的艺术构成的一种方式；而对象本身并不重要”。[2]创作主体为了达到预期和特定的审美效果，有意?R地对现实材料进行艺术加工，并采用变形、扭曲的手法传递给接受者陌生化的感觉。这种“陌生化”的创作方式，冲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