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我加入上海工部局乐队.docVIP

1927年，我加入上海工部局乐队 　　1921年，萧友梅先生在北京大学力、了音乐传习所。1923年至1924年，我在那里学过小提琴。当时我已不是初学，因为是个别上课，我没有遇到过其他学小提琴的，所以猜想我的程度大概算是最高的，而且我去学习不久，音乐传习所在北大三院大礼堂开音乐会是叫我去拉的独奏。随后我去了青岛，又跟一位奥地利提琴家学了半年多。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一个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西画的青年，他说上海美专也有音乐系，教小提琴的老师是意大利人。那时我对上海了解很少，一听他这话，立刻决心去上海美专学习。我和父亲商量后，他也同意，而且亲自陪我到上海。就这样，1925年秋天，我去了上海。 　　我到美专办完入学手续，住进宿舍，马上拿出提琴练习一会儿，活动一下手指，准备拉给意大利老师听。才拉不多时，进来一个人，很和气地和我打招呼，自我介绍说他是这里的小提琴老师，在外面听我拉琴，程度很深，比他拉得好多了。我有点愕然。我说在北方听人说这里教提琴的老师是意大利人。他说他在这里教提琴已经多年，是本校唯一的提琴教师，这里从来就没有意大利人来教过。我更加愕然。这位名叫潘伯英的先生说本校小提琴的学生都是初学者，像我这样的程度他教不了。他建议我既来之则安之，音乐系还有很多其他课程可以学，至于小提琴，他建议我去工部局乐队找外国人学。我觉得这倒是一个好办法，和我最初来上海的愿望基本符合。 　　那时候工部局乐队排练演出都是在工部局市政厅，它坐落在南京路上，介于广西路和云南路之间，现在的新雅酒店就是市政厅原址的一部分。我急不可待，第二天上午就去市政厅二楼大厅。乐队正在排练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听众席空无一人。我在正中坐下听排练，其实是在选老师。我仔细观察谁的姿势方法最好。正在出神，排练休息，有个身材高大的乐师走到我跟前来，问我是不是喜欢音乐。我说我是学习小提琴的，他问我跟谁学琴，我说刚来上海，还没有找到老师。他说他是上海最好的小提琴教师，“你看乐队那么多拉琴的，都是只会拉不会教”，如果我愿意的话，他很愿意教我。我想真是凑巧，怎么会这么方便，教师自己送上门来。我不假思索，立刻决定跟他学。我回到美专，告诉潘伯英先生说我找到了小提琴老师。他问我那人叫什么名字，我说叫梵?海斯持（Van Heyst），潘先生说他也跟他学过。 　　当时我虽然已经学了几年琴，但程度还不深，有了外国老师的指导，能继续学下去，我很满意。这位老师是荷兰人，梵海斯特是他的姓，名字不记得了。他在荷兰音乐学院学习时主科是小提琴，副科是巴松。他在工部局?范尤蔚诙?小提琴，必要时池就去吹低音巴松。我上课时听他拉琴觉得他不是很精彩的独奏家，但读谱能力很高，音很准。凡是布置给我的乐曲，他都能很熟练地演奏出来，但演奏得并不动人。他很重视技术的全面训练，重视音阶和音准，给的功课数量大，进度快。凡是他给我的功课，我都能按时练好，教和学都很顺利。 　　美专音乐系的课程我觉得都太浅，就没有去听课。后来得知他们请了京剧胡琴名家陈道安来教京胡，我很感兴趣，去学了一段时期，学些过门牌子。考虑到京胡毕竟是伴奏乐器，要认真学下去就必须学唱京剧，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于是没有继续学下去，但从此对京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长久不衰。一学期过去，我忽接潘伯英先生传达刘海粟校长的决定，从下学期起聘任我为美专小提琴教师。那时我只有十八岁，才当了一学期的学生，就突然变成教师，实在出乎意料。潘先生分配了几个学生给我教，程度都很浅，或者根本就是初学，很容易教。同时我还训练一个弦乐队，潘先生自己在里面拉大提琴。春季，美术系去杭州旅行写生，音乐系也一起去，在湖滨大礼堂开了一场音乐会。一学期过去了，到秋季有朋友傅彦长和张若谷拉我去上海艺术大学教琴，我就离开了美专。 　　上海艺术大学在江湾路上、虹口游泳池附近，校长周勤豪是曾经留日的美术家，他的夫人刘慕慈是刘海粟的姐姐，与刘海粟不和，开这所艺术大学是和美专唱对台戏。但是由于经济力量薄弱，上海艺术大学到1926年底就关闭了，我几乎成了无家可归者。就在这时，上海美专发生了一场反刘海粟风潮。由于美专是刘海粟独资办的私人学校，只能反对他，不能把他赶走，也打不倒他。于是全体师生脱离美专，筹建新华艺术大学，也把我拉去作为发起人之一。校址设在金神父路（瑞金一路）南端新新里。我搬到新华，又和美专老朋友团聚在一起，非常高兴。潘伯英先生和他的新夫人在新新里租了一幢房建起新家庭。由于学校开办伊始经费困难，教职员工都仅领生活费，大家也不叫苦。我因为一直有父亲的接济，经济上没有困难，更是毫不在乎。 　　从1925年秋季来上海，到那时已经一年有半。这期间我从未间断过小提琴的学习。工部局乐队每周日下午五点一刻有音乐会，一个演出季度有三十五场，除非万不得已，我一定去听，就像忠诚的信徒每周去教堂做礼拜一样。大厅演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