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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满汉全席看满汉关系 　　对于地球上绝大多数生物而言，食物只是出自果腹的需求，人类却是一个有趣的例外。对人来说，进食是表达情感、与他人交往的重要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们吃的并不是食物本身，而是其背后的文化意义。这一切，在满汉全席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奢靡的饮食之花 　　 　　对于满汉全席，很多人并不陌生。有人说它是清官国宴，席品有108道菜，吃三天三夜才算完。然而无论是皇帝的日常御膳还是宫廷宴席，只有满席和汉席，并没有唤作“满汉全席”的名目。清朝统治者虽然声称“不分满汉，一体眷遇”，实际上却是“首崇满洲”。这种民族意识，使得宫延膳食虽已融合了满汉饮食特点，但直到清末，宫中依然沿用满席、汉席分列的筵式。 　　清宫中满席、汉席泾渭分明，官场却不是那么讲究。官场应酬交际比比皆是，在频繁的人情往来中，满汉饮食文化也逐渐交融。到了同治、光绪年间，官场宴饮应酬之风更炽，比满席、汉席、满汉席更为奢华的满汉全席便是在此时出现的。 　　满汉全席究竟包含了什么内容?《周礼》将八种珍贵的食物称为“八珍”，后用以指代八种珍稀的食材。满汉全席的食单基本上涵盖了清代八珍的内容，鱼翅、燕窝、熊掌、海参皆在其中。然而，单是如此，还不能称得上是满汉全席，少了一味点睛之莱，那就是烧猪。 　　 　　烧猪还是燕窝 　　 　　满人的传统饮食是“燎烧白煮”，他们对山珍野味情有独钟，尤其喜食猪肉，有俗谚曰“亲不过娘舅，香不过猪肉”，对海味却兴趣寡淡。饶是乾隆如此讲究饮食者，对燕窝、鱼翅、海参也没有特殊偏好。直到慈禧当权，宫中御膳才比较频繁地出现了燕窝，鱼翅仅能列入小炒之列。而这两样珍味，却是自元明以来汉族上层人士喜食之物。 　　满汉全席难得地将具有满、汉饮食特点的食材齐聚一处，然而，满汉全席中的席品被分为了三六九等，其中，烧猪是满菜的“带头大哥”，同时又是整场满汉全席的头等大莱，地位远远高于汉莱的魁首――燕窝。 　　但是烧猪的地位日后却受到了燕窝的挑战与冲击。 　　民国初期，社会上反满情绪高涨。在如此严峻的社会环境下，满汉全席中的“满”自然成了陈旧和被压迫历史的象征，满汉全席因此改头换面，更名为“大汉宴席”。 　　为了安抚少数民族的情绪，推翻清廷后，孙中山提出了“五族共和”的口号“中华民国”国旗也被定为五色旗，代表了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的联合，此时的满汉全席顺应潮流，从强调汉旅至尊的“大汉宴帘’更名为“五族共庆宴”，又称“联盟宴” 　　然而，在“客满”的同时，“排满”的痕迹却一直存在。 　　1913年10月10日，意大利参赞代办丹尼尔?华雷和《泰晤士报》驻京记者乔治?莫理循参加了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就职仪式，并刻意记下了宴会的菜单： 　　“燕窝，煮鱼，鱼肉菜品，炖鸭，虾肉莱品，蔬菜，炖鸡，水果罐头，菠菜炒肉丝，新鲜水果，鸡蛋糕，咖啡。” 　　在这场宴席里，清中期以后流行的宴席主菜，除了燕窝，其他席品例如烧猪、鹿尾等都消失了，任何带着“满”意义的席品都被抹去，而被列入汉席的燕窝却被保留下来。 　　经历了席品结构的多次删改，满汉全席在民国初期已经名存实亡。 　　 　　从销声匿迹到重获新生 　　 　　能置办满汉全席的一般为饭庄，清末以前，北京的饮食行业分三六九等，饭庄是最高级，主要为贵族、官僚、豪绅和富商服务，按老北京的说法，是“专伺候大宅门的”。 　　然而，从1912年到1927年，十几年间，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始终处在动荡不安的阴霾中。北京城头几度更旗，新旧政权更迭重置，新旧贵族共处一室，满汉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往满汉全席的主顾是清朝王公贵族、官僚和富商。清政府被推翻后，这些人顿时失去了往日的政治特权，不到十几年便迅速衰败了。满汉全席的踪影也逐渐远离了人们的视线，然而它却并没有从此失去生命力。 　　1925年，一家名叫‘仿膳茶庄’的小店在北海公园北岸悄无声息地开张了。店老板是原本在清官御膳房菜库当差的赵仁斋，他和儿子赵丙南联络到前御膳房的厨师孙绍然、王玉山、赵承寿等五六个老伙计。制作清官糕点，贩卖茶水，没想到店铺竞一炮而红，于是仿膳叉应时应景地增添了“四抓”、“四酱”、“四酥”、黄焖豆腐、栗子扒白菜之类的小炒。一晃三十年过去了，仿膳茶庄改为国营，并请来了曾在清官掌灶的几个老厨师，更名为仿膳饭庄，专门经营清官风味莱肴， 　　此时，早已失去原有生存环境的满汉全席，不知被何人重新拾起，成为建构“中华民挨’的手段。 　　关于“中华民族”的大同想象，在清末民初保皇派与革命派的论战中已有所提及。对保皇派而言，革命派“排满”的民族观点过于激烈和危险，梁启超主张融满汉为一体，提出“大民族主义”，即“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这个思想或多或少影响了后来的革命党人，也为新中国成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