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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义乌印度人:从GOD到DOG 　　4月8日下午，在义乌时代广场8层喜成贸易有限公司的办公室里，采访还没开始，66岁的印度商人Ramesh Daswani先问了我一个问题。“为什么突然对我们如此感兴趣？”在义乌长期居留的印度人在三四百左右，数量远小于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甚至还没有在绍兴的印度人多。而在义乌当地，印度人也不算是最大的外商群体，来自中东地区的穆斯林族群声势更为浩大，数量将近是印度商人的十倍，另外还有少部分来自韩国、非洲等国家地区的长驻外商。 但从去年开始，Ramesh接受了不少中外媒体的采访，话题也大都类似―在义乌的印度商人。我告诉Ramesh，因为去年初有件事闹大了。2012年1月5日，印度第二大英文报纸《印度斯坦时报》（Hindustan Times）刊发了一篇以“被虐印度商人最终逃离义乌地狱”（At last， ‘tortured’ Indian traders escape Yiwu hell）为题的报道。 报道称，由于拖欠货款，两名印度商人在义乌被中国商人非法拘禁，印度驻上海总领馆领事官员在义乌出席法庭聆讯、为印度商人提供领事协助时受到“不良对待”，并庭外“昏厥”。一时间，在义乌的印度商人群体成为了中印媒体重点关注的对象，本来普通的商业事件也迅速升级至外交层面。 2012年1月，印度驻华使馆警告印度商人不要与浙江人发生生意往来；2012年2月，印度新德里中央政府要求印度古吉拉特邦“立即取消”邀请中国浙江代表团来访，原因是“浙江是不久前两名印度商人被扣的义乌所在的省份”，“在危急时刻，浙江省政府提供的最初帮助远不能令人满意”。 Ramesh听了这些笑笑说，其实经济纠纷哪里都有，每天都在发生，也不仅限于印度商人，但是生意该做还得做，每年有超过42万人次的外商到访义乌，只为了一个目的―赚钱。然后他就像在其他文章报道中充当的角色一样，给我吃了很多宽心丸―他在义乌11年，从来没有和当地商人发生过经济纠纷或重大损失，一切都很好，他爱义乌爱中国。 看我半信半疑，Ramesh决定给我介绍更多的印度朋友。 开饭馆的和做生意的印度人 义乌城市不大，从地图上看是个南北长东西窄的长方形，义乌江从城中穿过，主城区建成面积和北京的石景山区基本相当，人口有200万。但就在这个小小的县级市，聚集了三大小商品市场――位于城区东北部稠州北路与环城东路交叉口的国际商贸城（福田市场）、位于城中心老火车站附近的宾王市场，以及在东南部的篁园市场。 这三大市场构成了义乌小商品的海洋。篁园市场1992年开业，因为建成最早，也被称为“义乌老市场”，当时知道义乌小商品的中国人都为数不多；宾王市场1995年开业，主营服装和床上用品等纺织品；国际商贸城2002年才开业，也是从那一年，来自印度的商人开始明显多了起来。 但现在篁园市场商户基本已经搬入国际商贸城三区，原址改为新建的篁园服装市场；宾王市场也已经不复存在，商户基本分流进入国际商贸城五区和篁园服装市场。虽然城市变迁，但市场周边的餐厅和生活设施却记录了外商入驻义乌的足迹。 宾王市场附近是穆斯林聚集区，因为相传20世纪90年代最早来到义乌掘金的外商是巴基斯坦人，他们在宾王市场附近的红楼宾馆长期包房，白天在市场选商品，晚上回宾馆给自己的客户打电话，那时甚至都没有互联网和电脑。紧接着中东商人也来了，就有巴基斯坦人在宾王市场附近开了第一家穆斯林餐厅。 白天，从宾王商贸区一街到八街都冷清至极，因为商人都在市场里或是办公室忙碌，路上鲜有行人经过。但到了晚上，穆斯林饭馆家家生意火爆，就如同走在外国街头。 “民以食为天”到哪里都是真理。在城北路上开了第一家印度餐馆的Ghansham总结得好，“来义乌的印度人只有两种，一种是开饭馆的，还有一种就是做生意的。” 4月9日晚上，Ramesh就在义乌城北路上的一家印度餐厅为我张罗了一次聚会。连接稠州北路和工人北路两条主干道的城北路是印度商人的聚集区，因为这里距离国际商贸城仅两三公里，这也是聚集区的一大特色―离市场近，填饱肚子之后能迅速开始工作。 在城北路东段二三百米的区域内，密密麻麻地散布着七八家印度餐厅，其中还穿插有卖印度食品的小超市和杂货铺，这些都是从2004年第一家印度餐厅出现后而接连兴起的。 街头穿梭往来的都是印度人，Ramesh说，在饭点的时候走在城北路上很麻烦，因为迎面走来的都是熟人，多少得打个招呼聊两句。在餐厅里也是一样，有时候仅仅是两个人吃饭，结果吃着吃着就变成了一帮人。 当天的聚会也出现了这种场面，本来是12人的晚餐，结果一度围着聊天的人加起来快20个。Ramesh告诉我这种聚会他每月组织一次，来的都是生意做得还不错，已经在义乌买车买房的商人，年龄从30多到60多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