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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章程建设仍任重道远 　　不久前，教育部高校章程核准委员会对中国人民大学、东南大学等6所高校的章程进行了评议，并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自去年《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施行后首批提交教育部核准的章程，反映了我国大学章程制定工作开始起步。但公示后，也有很多人认为其内容空泛，引起了一些非议。大学章程究竟该采用怎样的形式、如何制定？我国大学章程未来的建设之路究竟该怎么走？ 【各方观点】 大学章程制定情况不容乐观 陈立鹏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管理与政策研究室主任 完善的制定程序是保证良好的内容得以正确落实的重要基础。但目前我国大学章程制定程序在法律条文中还没有给出明确说明，在制定实践中也尚未达成共识，从而极大影响了章程工作开展的严肃性和科学性。我们在实地调查中谈到制定章程，一位学校领导说：“我估计，要应付的话几天就能把章程制定出来。”章程的制定应该是一所大学全体成员充分参与、充分磋商、充分酝酿和充分宣传的过程，没有一年半载是无法完成的，更不用说几天时间就能制定出来。章程制定出来后，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法治精神来保障它的实施。章程建设应注意从讨论、起草、审议、审批、监督等环节上的把控，做到程序上的严格、制度上的规范、设计上的科学。 从章程的文本建设来看，综观已公布的六所高校章程文本内容，呈现出文本水平参差不齐的现状，且不同程度存在形式雷同、内容空泛，缺乏可操作性，未彰显大学精神和特点等问题，这也是备受公众诟病的地方所在。比如，说“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大方向既定的情况下，学校党委和校长如何具体分工合作等重要事项，在各自章程的制定中应有所体现。又如对学校经费、资产的规定部分，好几所学校都提到了“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类似的观点，同样未照顾到本校的具体情况和可行性。 不同高校有其不同的大学使命、办学特色和核心教育理念，现代大学章程应当体现不同大学的个性与特色，也是对大学的办学理念、办学目标、实际运行与管理做法、文化传统等基本问题的提炼与升华。当然，目前我国的章程文本建设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对于章程内容反映出的诸多问题还需要相关专家学者对章程文本的进一步研究。同时，要明确章程制定工作本身不是一项一劳永逸的工作，它要随着实践的检验，学校的改革和发展，各方意见的反馈而不断丰富完善，才能产生最佳的实践效果，因此一部好的大学章程离不开章程的再修改和再完善。这些事项都必须在大学章程文本中有明确的体现。 大学章程制定办法的先天缺陷 熊丙奇 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根据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下文简称《办法》），高校章程由学校起草，草案由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校长办公会议审议、学校党委会审定，审定后由高校法定代表人签发，报核准机关。高校的举办机关或主管部门应以适当方式参与章程制定。按照这一《办法》制定的大学章程，必然存在如下问题。 首先，大学章程难以界定举办者、主管教育行政部门与高校的关系。由于大学章程由高校内部制定，因此，学校很难规定举办者的具体权力和责任，也无法对举办者越权干涉学校办学的行为，进行问责。比如，《办法》规定，章程应规定，学校负责人的产生与任命机制。可教育部对此的解释是：校长和书记任命会有另外规范予以规定。如果大学章程连学校负责人的产生机制都不能明确，怎么能保障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呢？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认为：高校章程是否写入有关高校中层领导干部的遴选问题，要看各个学校的意愿，但他个人估计在章程中予以明确的会比较少。既是如此，这不是摆明高校可以不执行《办法》吗？ 人事权和财权是影响高校自主权的两大基本权利，这必须在章程中明确。我国高校之所以缺乏自主权，就在于学校领导的任命、考核、评价由上级行政部门负责，而不是实行公开遴选，另外，政府对高校的拨款，也由政府部门说了算，其结果是，学校只能“跑部钱进”，基于这种拨款体系，行政评价也十分泛滥。而要明确人事权和财权，这显然就不是学校一家所能完成的任务，甚至也不是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所能决定的，如果这就由政府主管部门决定，那么，人事权和财权依旧掌握在政府部门，失去了这两大基本权利的高校，是难以自主的。需要注意的是，章程规范的不仅是学校的办学行为，还有举办者、政府部门管理学校的行为，包括举办者对学校进行管理或考核的方式、标准等，以及举办者的投入与保障义务。 其次，大学章程难以实现校内行政权和学术权、教育权的分离。从《办法》规定的章程起草程序看，主导章程制订是学校行政机构，按照这种模式，一些现代大学制度中的概念，很有可能在章程中出现，比如教授会、学术委员会，但是，这些概念是否拥有相应实质，却不乐观。我国已有不少大学有学术委员会，可是学术委员会基本上处于闲置，原因在于，学术委员会并没有独立运行的权力，往往挂靠在学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