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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公杰 加籍华人银行家中国梦 　　幸公杰身材高大挺拔，得体的深色西装，搭配白色的口袋方巾，整洁而考究。谈话中他给人以自信睿智，低调稳重的印象。 作为首届“京华奖”唯一一位金融界获奖人，幸公杰可以算是在中国任期最长的外籍银行家了。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门刚刚打开，他就开始频繁往来于中国和加拿大之间，并于1981年担任加拿大皇家银行中国首席代表，筹建加拿大皇家银行在中国的首个代表处。在华34年，使他能用更本土的眼光看待和理解中国，见证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并搭建了中加经济贸易的桥梁。他坦言，本次“京华奖”是对他多年在华经历的高度认可，也激励着自己不能停下来，继续为心中的“中国梦”做出应有的贡献。 “我很小就离开中国，但对中国的关注是与生俱来的，我可以把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中国与现在中国每一个五年、十年的变化清晰地勾画出一条发展轨迹，中国人的思想、行为和市场在这条轨迹中发生了巨变。” 在蒙特利尔银行北京分行的会议室里，幸公杰翻开记忆的篇章，讲述了自己作为一个外籍银行家的一幕幕中国故事。 “三年零一天”的缘分 如果要谈起幸公杰的中国情怀，还要追溯到他的家族历史。 幸公杰是客家人，1955年出生于广东兴宁一个富裕的华人家庭。父亲是印度尼西亚的侨领，也是幸氏的族长。幸公杰是公字辈，成为幸氏家族有文字记载的第24代传人。 成长于这样一个华裔背景的大家族里，幸公杰自幼便被父辈强烈的爱国情绪深深感染。“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华人很少能够融入主流社会，而中国则是他们心中的强大靠山，华人都非常爱国。”在他眼中，这种情怀是国人无法理解的，是非常崇高的。 在这种浓浓的爱国情绪的影响下，1958年，曾经叱咤一方的侨领毅然决定从印尼举家搬迁回中国，并把几个儿女先后送到各个大学读书。当时，幸公杰年龄尚小，被安排在香港生活。在他之后的人生回忆中，每年都会回大陆两次，包括“文革”时期。 “所以从上世纪60年代我有记忆一直到现在，我看到的中国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发展局面。所以，”幸公杰打趣儿道，“如果任何人说中国发展不够快或者不够好，我会跟他坐下来慢慢说。” 1978年，在加拿大度过了无忧无虑的学生时代，即将毕业的幸公杰赶上了金融行业发展的巅峰时期。“当时石油、航运业，矿业迅速发展，到处都是资金，到处需要贷款。我就在那个时候毕业，进入了纽约主流银行之一的化学银行（大通银行的前身）工作。” 金融行业的道路从此在幸公杰的面前慢慢铺展开来，展现出美好的前景。而提及他与中国的缘分，则绕不过去他人生中两次戏剧性的“三年零一天”。 幸公杰进入化学银行之后，便在香港分行专门负责中国的业务，也成为了改革开放初期最早和中国银行业打交道的外籍人士。渐渐熟悉了中国的银行业务之后，内心澎湃着“中国情结”的他为自己确立了一个明晰的目标：“既然做中国的生意，管中国的市场，我就要去北京！” 命运在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在化学银行工作了三年零一天，1981年，幸公杰双脚终于站在了首都北京的土地上，成为了加拿大皇家银行驻中国的首席代表。 直到现在，幸公杰对刚到北京的情况仍记忆犹新。在北京饭店，他费尽周折租到了一个会客厅，开始了代表处的工作。然而，他惊讶地发现，当时中国的普通百姓和银行打交道只是为了存取款，对金融行业十分陌生。 1982年他去西安红旗发动机厂参观，当地经理私下不解地问他：“您来干什么？银行不就是个储蓄所吗？怎么储蓄所有那么高格调的接待啊？” “他们不会意识到，我当时的任务是将加拿大的一个主要发动机厂引进国内与他们合作。” 尽管如此，幸公杰却说那些年自己是幸运的，因为他可以在中国最核心的地方零距离感受到中国经济的变化，不断增进对中国的了解和情感，也让他看到了中国在改革开放中走过的每一步。 “假如你问我愿不愿意回到八十年代初，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我愿意。” 1984年，幸公杰回到加拿大，负责银行在亚洲地区及中国的业务。或许是巧合，或许是天意，又一个三年零一天过去后，他再次回到了北京，成为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的首席代表。 “由于加拿大已经在稳步发展，所以日复一日的工作对我来说已经缺乏新鲜感，而同一时期，快速发展的北京的血液里则充斥着摩擦和挑战，所以在中国之后的30年中，我每一天都感觉站在新的起点上，充满激情。” 从最初的代表处只有幸公杰和秘书、司机三个人，到如今蒙特利尔银行在中国已经拥有三家分行，近500名员工，幸公杰走过了中国近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历程。 “我看到了中国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的画面，差距很大。从穷困、意识形态相对僵化，金融服务尚不具备与国外全面对接的时期发展到人民币国际化、世界第一大经济贸易国，中国经历了快速蜕变的过程。未来十年，中国金融业也将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