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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张艺谋作品造型语言 　　摘要：张艺谋是我国的著名导演，也是我国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自从1988年他导演的《红高粱》在柏林首次捧得金熊奖杯以来，张艺谋的电影在国际上频频获奖，他本人被誉为电影界的奇才，更是形成了中国电影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的“张艺谋神话”时代。张艺谋被称作是电影界最会造型的导演，他拍摄的电影不论在视觉上还是在听觉上都会让人感觉别具一格，本文将尝试分析张艺谋作品的造型语言。 关键词：造型；人物；环境；细节 张艺谋是我国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同时也是中国电影站在最前沿的人物之一，他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一个标志，他在不同创作领域的尝试也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所在。张艺谋被认为是中国电影界最擅长造型的导演，是电影造型方面的高手，他所导演的电影在人物造型、环境造型、色彩和细节的表现上都很有特点，而且还经历了电影造型风格的转变。 1人物造型 张艺谋的电影带有强烈的女性情节，他导演的绝大多数电影主角都是女性，《红高粱》里的“我奶奶”九儿、《菊豆》中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颂莲、《秋菊打官司》里的秋菊、《活着》里的家珍、《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里的小金宝、《我的父亲母亲》里的招娣儿、《一个都不能少》里的魏敏芝都是女性，而且其中的女性既是影片叙事的中心，又是可以男性很难征服的“他者”，甚至有些女性形象已经蜕变成了野性十足的“准男性”。王志敏先生在他的《现代美学基础》中提到：“从美学的角度看，演员形象的确定凝聚着一个时代的愿望、理想和感觉，具有极强的社会历史特点。”[1]张艺谋电影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尤其是女性形象的塑造是张艺谋电影的一个显著的特点。 《红高粱》是张艺谋独立执导的第一部电影，巩俐在片中饰演女主角“我奶奶”九儿，也是张艺谋与巩俐的第一次合作。作为第一次出现在张艺谋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九儿被塑造成了一个不甘于受封建礼教的约束、敢爱敢恨、泼辣强悍但又不失女性性感的西北女人的形象。与以往中国电影中的女性不同，以往中国电影中所表现的女性是受封建礼教约束的、迫害的形象，而九儿则泼辣、勇敢、既柔弱又刚烈，敢于骂自己的父亲、敢于大白天在众人的注视下让“野男人”把自己抱回屋里做爱、敢于让男人们对着鬼子开枪，巩俐的表演也着实到位，九儿成为了《红高粱》中的一个贯穿故事始终的亮点。《菊豆》则表现了被封建礼教迫害的女人的形象，在西方人眼中的东方永远是沉默柔弱的，而东方女人永远都是“小脚女人”的形象，而菊豆恰巧满足了西方人的这种猎奇心理。菊豆生活在贫困的山村，她深受父权社会、封建礼教的折磨，而她的红色小肚兜却既充满神秘又充满诱惑，张艺谋要通过菊豆展示和批判中国旧有观念对妇女的迫害。《大红灯笼高高挂》里颂莲也是男权社会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她既青春又成熟又独立，但是最终也只能通过“发疯”来喊出事实真相，来获得最终的自由。被认为是张艺谋最经典的作品《活着》里的家珍是张艺谋对苦难压迫在女性身上所作的综台诠释的一个人物，而巩俐的精彩诠释也将家珍在面对生活的艰辛和喜忧时的无力表现的淋漓尽致。 秋菊和魏敏芝则是张艺谋电影中的又一种女性形象。秋菊一直在挺着大肚子执着的打着官司，而魏敏芝也一直在执着的寻找那个失学的孩子。秋菊身上一点也看不到巩俐性感的影子，她头戴围巾、穿着棉衣棉裤、由于怀孕而身形臃肿、面色黝黑、满脸质朴和执着、一直在说着“俺就是要讨个说法”，当说法讨下来的时候她又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她有着坚定、勇敢、倔强与自尊的个性，因而也使她的形象超越了现实生活及其打官司原因、结局和过程而得到了肯定。纪实风格的影片《一个都不能少》中的魏敏芝仅仅因为答应高老师“一个都不能少”而执着的寻找着失学的学生，也是一个纯真、善良的小女孩的形象。 《我的父亲母亲》中的母亲招娣美丽、纯真，她是作为男性社会中的一个女性典型来塑造的，尤其对于城市的男性来说，她既有自然乡野的面貌，又对文明十分向往――这种文明正为城市男性所掌握，也正是因此而受到普遍的接受。 在张艺谋的电影中，男性形象只是作为陪衬，而且张艺谋电影中代表男权的男性形象大都是畏缩和龌龊的。《红高粱》中的李大头是一个麻风病病人，《菊豆》中的杨金山是一个变态，而《大红灯笼高高挂》中作为男权象征的陈佐千更是一个“影子”。 2环境造型 德“选好一部影片的场景，一部影片就成功了一半。”[2]张艺谋非常善于运用环境来进行造型。在张艺谋的多部作品中，对于改编作品故事发生的地点相对于原作都有很大的改变。如《红高粱》是根据作家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而改编的，小说原作中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山东高密的高粱地，而在张艺谋的电影里已经成为了大西北的一片野高粱；《菊豆》改编自作家刘恒的小说《伏羲伏羲》，故事原本是发生在太行山上的一个小山村中，而张艺谋却将它变成了皖南地区的一个染坊；根据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