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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阿尔都塞对人道主义批判 　　摘 要：阿尔都塞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位重要的哲学家，他总是站在时代潮流的对面来解读马克思，并以自己独特而深刻的理解震慑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他猛烈抨击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倾向，在当理论界出现了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趋势时，阿尔都塞则认为，作为科学术语的“社会主义”与作为意识形态术语的“人道主义”本身就是背道而驰的。通过对阿尔都塞关于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的相关论述，系统而全面展示其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关键词：阿尔都塞；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 中图分类号：A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0-0064-02 在众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大师中，阿尔都塞（LouisAlthusser，1918―1990）是比较独特的一位。他总是站在时代潮流的对面来解读马克思，并以自己独特而深刻的理解震慑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20世纪60年代，苏共二十大提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口号，理论界出现了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趋势。当人们纷纷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寻找支持这一理论的论据时，这时的阿尔都塞则站出来高声疾呼：“马克思的理论是反人道主义的！”他用当时流行于法国的结构主义重新解读了马克思的理论著作，提出“马克思的理论反人道主义”理论，并以此来“保卫马克思”。他认为，作为科学术语的“社会主义”与作为意识形态术语的“人道主义”本身就是背道而驰的。 在《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一文中，阿尔都塞回顾了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史。以1845年为界，之前的马克思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而从1845年起，“马克思同一切把历史和政治归结为人的本质的理论彻底决裂。”[1]关于人道主义时期的马克思，阿尔都塞将其划分为如下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即1842年以前，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可以概括为“理性加自由”的人道主义。这一理解较为接近康德和费希特而较为远离黑格尔。人的本质是自由，但这种自由并非一味地任性，也不是一味地受着利益的驱动，而是像康德和费希特所理解的那样，真正的自由应该是理性的自由，是自主地服从于理性的内在规律。只有作为理性的人，才是自由的人。理性是一直存在的，但不是永远以合理的形式存在――例如封建制下的特权形式。只有到了现时代“权利的国家和法律的国家”里，它才以理性的形式存在。哲学的任务就是要要求国家成为符合人性的国家，成为理性的自由人的国家。处在这个时期的马克思，正是在这种人道主义的指引下开展自己的政治实践的。这就是所谓的“《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 第二个阶段从1842年到1845年，这个时期占马克思思想的主导地位的，是费尔巴哈“共同体的”人道主义。普鲁士的现实击碎了“理性加自由”的人道主义观。“国家的弊端不再被认为是国家与其本质的分离，而是其本质（理性）与其存在（非理性）的真实矛盾。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指出了在非理性中存在着理性的异化，而在理性的异化中又存在着人的实现，即人的历史。”[1]由此可见，费尔巴哈对于当时理论界的贡献在于，使对于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矛盾的被迫忍受转化为认识到这是人类本质实现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在此基础上，人的本质的获取便不再求助于国家的理性，而是通过人的实践去获取。遭受非人待遇的无产阶级唯有通过这种实践方能夺回被“人权”所剥夺了的人类共同体。 阿尔都塞接着谈到，自1845年开始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同一切把历史和政治归结为人的本质的理论彻底决裂。关于这一决裂，阿尔都塞将其分作三个相互联系的理论方面：一是制定出建立在崭新概念基础上的历史理论和政治理论，二是彻底批判任何哲学人道主义的理论要求，三是将人道主义确定为意识形态。在这次决裂中，马克思彻底地推翻了以往的人道主义学说关于存在的假设。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中，马克思将其规定为如下两点：一是存在着一种普遍的人的本质，二是这个本质从属于孤立的个体，这个个体被认为是人的真正主体。在这次思想转变中，马克思否认了人道主义是一种理论，而将其规定为一种意识形态。阿尔都塞认为，这一点是马克思思想历程的重要转变。 阿尔都塞也谈到了对于这一问题应该如何理解。马克思虽然推翻了那种以人的本质作为哲学的基础的人的哲学，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因此而否认人的哲学的真实存在。阿尔都塞说：“马克思从没有像唯心主义那样想入非非，以为对于事物的认识最终可以代替事物的本质或消灭其存在”[1]一方面，马克思要否认人道主义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一方面又要承认和认识作为意识形态的人道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确实起到了作用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领域，它“是一切社会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人类社会的生存而言，它是必要的条件，是“社会的历史生活的一种基本结构”[1]。因此，对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