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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阮籍的音乐美学 来源：美学研究 日期：2007年9月23日 作者：李健 阅读：2084 摘要：阮籍的美学思想是秉承了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的。他渴望在音乐的创造中实现与自然一体、与万物一体，达到心性灵明的审美境界，因此，他特别强调自然。在他的音乐感物美学思想中，“声”不仅是自然物象，而且还是浸润着传统伦理道德的事象。他的“声”与“情”呈现胶合的状态，亦即内在的情感意蕴与“声”的“自然”意蕴实现高度的统一。这种声与情的硬性嫁接存在着错觉。这种错觉不仅是阮籍自身的原因造成的，而且还有传统观念的副作用。这就决定阮籍对音乐的还原不可能是本质的，他还无法进入音乐的本真。 关键词：阮籍 乐? 自然? 移风易俗? 悲哀 ? 在魏晋南北朝美学的发展中，阮籍（210—264）具有独特的意义。阮籍的美学思想是秉承了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的。他渴望在音乐的创造中实现与自然一体、与万物一体，达到心性灵明的审美境界，因此，他特别强调自然。为此，他也做出了极为虔诚的努力。但是，由于他内心深处已经扎根了的名教信念，使得他的美学观念更多的是处于对儒家教化的信赖之中，忠实地发挥着儒家的美学思想。他早期的著作《乐论》就是紧承《乐记》而来的。在这篇著名的音乐美学论著中，他并没有像《乐记》那样直接言述音乐的产生是“感于物而后动”——这已被他作为一个最基本的常识运用，而是从“刘子”所问的孔子“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思想出发，发挥了《乐记》所提出的“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的理论，着重论述了音乐的移风易俗的本质，陈述了他自己那被儒家思想深深浸染了的音乐体验。在他的音乐感物美学思想中，“声”不是自然物象，而是浸润着传统伦理道德的事象。他的“声”与“情”呈现胶合的状态，亦即内在的情感意蕴与“声”的“自然”意蕴实现高度的统一。有什么样的风俗，就会产生什么样的音乐；有什么品质的声音，就会产生与这种声音品质相同的感应。应该说，这是阮籍美学的主导思想。这种思想乍看起来没有破绽，其实，内在隐含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我们便围绕着阮籍的这种思想，结合他对名教与自然的态度，从音乐与自然、音乐的移风易俗的本质、音乐与悲哀这三个方面，来探讨他的音乐美学，从中洞悉他的音乐政治学的实质。 ? 音乐与自然 ? 阮籍与名教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总体的倾向是名教的，而非自然的。然而，阮籍又是一位真正的玄学家，他向往自然，追求自然，对自然表现出极度的渴慕。他常常幻想与自然一体，与万物一体，将自己的整个 生命都投入到自然中去。可是，他最终也没有真正做到与自然一体，与万物一体，一直在污浊的世俗中痛苦地挣扎着。 《乐论》写作的年代，是阮籍“有济世志”的年代。从这篇文章中，我们依然能看出他与自然一体、万物一体的愿望： 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合其体，得其性，则和；离其体，失其性，则乖。昔者圣人之作乐也，将以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也。故定天地八方之音，以迎阴阳八风之声；均黄钟中和之律，开群生万物之情。 阮籍对音乐的总体感悟是：音乐表现了天地万物的本质特性，它本身也是天地万物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音乐是自然的。天地万物的本质特性是“和”，故而，音乐也追求“和”。“和”有应和、和谐、自然之意。应和是指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所产生的感应；和谐是指由于这种感应所形成的一种悦耳、谐调的美感；自然是指这种感应以及悦耳、谐调的美感不只是人为的，而是人适应自然的法则所造成的效果。阮籍认为，乐是圣人感物的结果。圣人在创造音乐的时候，首先与天地万物产生感应，然后，“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依照天地万物的自然本性，表现出天地万物的和谐特征，使得天地阴阳八方之音都能够实现和谐，并且具有普遍的有效性。这显然是《礼记·乐记》“大乐与天地同和”的翻版，带有本质还原的意图。应该说，阮籍的这种还原是真诚的，是继承了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的，然而，他的这种还原是否科学和有效，则是我们将要分析的。 “和”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是古人对自然和社会统一性的描述，通常被视为天人共在与发展共享的法则。古代哲学家认为，就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来说，它们之间不存在着无法逾越的界限，而是相互沟通、相互感应的。自然界的变化会影响人类社会，同理，人类社会的变化也会影响自然界。天与人是合一的。宇宙万物都有自己固定的结构，只有在这一固定的结构中，万事万物才能够相互感应、相互化生。这种结构也维系着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平衡，这种平衡不可打破。这种平衡一旦被打破，自然界和人类世界便会陷入混乱和无序之中。于是，自然灾害发生，战争频仍，人民便会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这是失和。这是正直、善良的人们都不愿看到的。因此，“和”一直被中国古代视为最高的规范，用来解释并制约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由于古人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相通的，双方的任何一个细微的变化都会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