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身份与记忆沪港台“三城记”.docVIP

都市身份与记忆沪港台“三城记” 　　“城市是书本的背景、影响了书本的诞生,成为书缘的空白,串联的标点,形成节奏,渲染感性。书本探测了城市的秘密,挖掘了城市的精髓,抗衡了城市的偏侧,反省了城市的局限。” [1]作为殖民地,香港具有“模糊化”的特征,这种模糊鼓励作家不为地区所限,事实上,透过书写香港,他们对照出是自己的家乡,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中提及过香港与上海的“双城记”,我却认为香港上演的不仅仅是“双城记”,更是“三城记”――我们不能忘了另一个边缘城――台北。下面我将通过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白先勇的《香港1960》和西西的《候鸟》三个文本来讨论上海、香港和台北三个城市的互文关系。 　　 　　《沉香屑第一炉香》: 　　以香港来找寻失去的上海 　　张爱玲最喜欢的是上海人,但她最成功的小说写的却是香港,献给上海人的也是一部“香港传奇”:??写它(《传奇》)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2]可见张爱玲的上海情意结与香港意识是分不开的,两个城市的关系在于“参差对照”。 　　香港和上海的对照就是如此,从外在看,她们都有孤岛与世隔绝的特点,而内在上,她们都是摩登时代、物质挂帅的心性。张爱玲反复强调自己是“拜金主义者”,对享乐非常热衷。张爱玲从不讳言自己的“俗”,并对“俗”津津乐道,甚至于她在《烬余录》中写战争前后和发生时自己与同伴的行事与感受,竟然一点也没有“抛头颅,洒热血”的悲壮情怀,还是唠唠叨叨地谈吃谈玩谈恋爱,她对物质文化的极致崇拜从中可见一斑。 　　香港的另一个特点是新与旧、中与西的撞和交融,在张爱玲的年代,撞的情况远比交融多,就造成了香港“不中不西”的杂种文化。对于这种混合文化,张爱玲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处处都是对照,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给掺揉在一起,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3]小说表现得最用力的是梁太太的房屋建筑、布置及宴会场面,一言以蔽之,就是不中不西,非驴非马,中西混杂的建筑除了是给远道而来的西方人瞧瞧外,也是上海的一种潮流――外滩的西式建筑就是如此。 　　“人人(香港)都学上海样,学来学去难学样,等到学了三分像,上海早已翻花样。”[4]上海走在潮流尖端,香港那时候只是跟屁虫,张爱玲想必在上海看过一些新鲜物事,很快就被淘汰了,来到香港后,又重新发现这些“潮流旧物”,不免感触良多,电影院就是一个好例子:“中环一家电影院,香港这一个类型的古旧建筑物有点像影片中的早期澳洲式,有一种阴暗污秽大而无当的感觉,相形之下街道相当狭窄拥挤……老式电影院,楼上既大又坡斜得厉害,真还没看见过这样险陡的角度。”[5]回忆上海的过程中发现上海和香港的相似性,去沪日久,张爱玲对上海的热情依旧,可是对上海的回忆却日渐模糊,她只会求助于香港来找寻她失去的上海。 　　《沉香屑第一炉香》有个耐人寻味的结尾,讲述乔琪和薇龙在新年逛湾仔遇到一群雏妓的事情,这个安排固然是以雏妓来响应薇龙的堕落,可是从城市书写的角度看来,她们的相遇可以看作是“双城”的对照。从上海来港的薇龙象征上海,而湾仔街头的雏妓则代表那个时期的香港,寓言着上海和香港城市命运的重叠。一个是孤岛租界,一个是殖民地,她们受人蹂躏的遭遇是相同的,可是上海毕竟还是中国,外国还给她“几分薄面”,如同薇龙是高级交际花,虽然干的仍是“长三堂子”的勾当,但至少衣着光鲜,出入贵地,堕落得有派场;香港是殖民地,居民都是“殖民”,自然不会受到尊重。殖民者对香港的开采是不留情面的,情形就如同那些英国兵挟住那个雏妓准备去泄欲一样,相对于薇龙,湾仔雏妓的命运自然更悲惨。张爱玲刻意安排的这个结尾就意味深长地交代了“双城记”的内容和原因,亦表达出她对上海前途的忧虑:“后面又拥来一大帮水兵,都喝醉了,四面八方的乱掷花炮。瞥见了薇龙,不约而同地把她做了目的物,那花炮像流星赶月似的飞过来。”既然香港和上海的命运有宿命似的一致,上海会否“沦落”为另一个殖民地?而香港成为殖民地是“被迫”的,受西方资本主义侵蚀至麻木的上海却是“自愿”,甚至享受去当殖民地,如果是这样,她的上海还会在吗? 　　有了“溯源”和“未来”的概念,我们就能明白《沉香屑第一炉香》中,作者为何不断提到上海了――她提醒读者,她是以一个外来人的身份和眼光去“看”香港,从而对照出记忆中的上海:“香港的深宅大院,比起上海的紧凑、摩登、经济空间的房间,又有另一番气象。”[6]对照的目的,不是文化推崇,而是借反复强调来说服自己仍是上海人。 　　张爱玲口口声声称“到底是上海人”,但她留在香港的那几年,创作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几部作品,也得到香港文学文化永远的纪念和研读,正如梁太太所说:“你来的时候是一个人。你现在又是一个人。你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