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上海的紫砂仿古浪潮.docVIP

20世纪初上海的紫砂仿古浪潮 　　清朝后期，洋务派在国内兴办实业。继起初的棉纺业、造纸业之后，印刷业、制陶业也在上海、杭州、天津等近海城市发展起来，出现了一些经营紫砂的商号，他们雇用技艺出色的宜兴艺人，专门制作水准较高的紫砂器皿。在这种局势下，紫砂业慢慢地从衰微中恢复。 　　对古董的需求历来是与经济繁荣同步的。新兴的城市上海汇集了中国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商业和企业，也是政界、商界、文艺界精英汇聚之地。而紫砂只有几百年历史,留存下来的名家作品并不多。精明的紫砂商人发现，与经营普通的紫砂器相比，仿制明清名家紫砂壶的利润要大得多，而繁华的上海则是中国兜售赝品最好的市场。于是，紫砂仿古从19世纪末逐步形成规模，并终于在20世纪初的二三十年里达到高峰，几乎所有宜兴顶尖艺人都在上海等地从事仿古工作，为陶器商和古董商制作了难以统计的仿制作品。古董商并不要求产品的数量，对制作周期也极有耐心，仿器的质量是他们最关心的。充足的资金、宽裕的时间、优厚的待遇、出色的艺人，这些条件下产生出高水平的仿制品是必然的。这些作品如今散见于各处，有些甚至作为真品陈列在博物馆中，鉴别其真伪成为一项极其困难的工作。 　　从技术层面讲，在民国初期的大规模仿古浪潮中，艺人们得以最大限度地观摹和学习优秀的古代紫砂器皿和其他门类的器物，而眼界的开阔及他们对大量古董壶的眼观手摹是前人不敢想象的。除过临摹以外，古董商有时会仅仅根据一个史料中的名称要求艺人制作出这件作品，这需要对古代制品更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在这样的环境刺激下，紫砂工艺在长期的停滞之后,重新起步，甚至有人认为从仿古中成长起来的顾景舟这代人已代表了紫砂工艺的极致。虽然顾景舟不愿提及旧事，但他始终坦陈临摹陈鸣远和邵大亨紫砂的经历使其制壶技艺得以大幅提升。 图1 陈鸣远款“代代封侯壶”（疑为裴石民仿） 图2 李初梨藏陈鸣远款“包袱壶” 图4 顾景舟与吴湖帆合作的“石瓢壶” 　　仿古市场由三部分组成：收藏家是古董壶和仿古壶的追求者，古董商和陶器经营商是仿古壶的生产组织者，不过有时收藏家和商家的角色是难以区分的。古董商既收藏古壶，也制作买卖仿古制品；陶器公司既经营普通的商品紫砂壶，也暗中生产仿古壶。因为既熟悉买家，又与宜兴关系密切，他们还常常充当收藏家、古董商和紫砂艺人之间中介者的角色。而紫砂艺人是藏在幕后的仿古壶的制作者。本文拟就这三类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紫砂仿古活动作一介绍。 　　 　　收藏家和古董商 　　 　　系统、有计划地仿制名家紫砂壶始于19世纪末之吴大z （1835～1902年）。吴大z是著名的金石学家和收藏家，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他聘紫砂艺人赵松亭在家中制壶，同时也仿制一些难得的明清古器，两年后又聘黄玉麟仿制名家紫砂。 　　进入20世纪后，大批藏界、政界、商界、文艺界名流醉心于紫砂收藏。 　　庞元济（1864～1947年）字莱臣，号虚斋，浙江吴兴南浔镇人。庞氏家族世代经商,家境殷实，庞氏又精鉴赏，收藏之富，为全国私家之冠。曾出版《虚斋名陶录》著录宜兴紫砂器，每件紫砂器均有整器及款印的拓本图片，并有详细的文字说明。如他给一把惠孟臣款朱泥圆壶的按语为：“余见其作品极多，皆朴雅可玩，则孟臣亦乾隆时一作家也。”可见他对紫砂有深入的研究。建国后，庞家后人将其所藏书画文物捐赠或出让给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和苏州博物馆。 　　龚心钊（1870～1949年）字怀希，号仲勉、瞻麓，安徽合肥人，寓居上海。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进士，是清代著名的外交家。平生笃好文物，所藏紫砂亦极丰富，每件藏品均配有精美的包装盒，盒内附标签，书说明文字。1964年，其后辈将500余件文物捐献给上海市文管会。2006年6月3 日，嘉德以30.8万元人民币拍出一件紫砂“代代封侯壶”（图1），壶有匣，匣内钤“瞻麓斋”朱文印，此壶即为龚心钊旧藏。壶高10.5厘米 ，整体作树桩形，流、柄为枝干形。枝叶、瘿节刻划细致。盖钮为一猴趺坐伸左手入袋探物的形象，壶柄与壁相接处，另塑一猴探头拟取上方之蜂巢。壶底行书刻款“丁未杏月，鸣远仿古。”柄下钤“鸣远”方印。蜂、猴、袋，壶名取其吉祥谐音即“代代封侯”。此壶落款虽为“陈鸣远”，但制作的风格、面貌则近于裴石民。裴石民是近代著名紫砂艺人，曾为包括龚心钊在内的多位古玩商仿制紫砂名器，尤擅长模仿陈鸣远的花货作品。 　　 　　图3 铁画轩陶器公司款识 　　 　　杜月笙（1888～1951年）是近代上海青帮中最著名的人物，酷爱紫砂壶收藏。香港著名茶具收藏家罗桂祥曾于1978年在香港苏富比拍卖行购得一批紫砂古壶，悉为杜氏旧藏。罗氏后来将其所购赠与香港艺术馆。 　　李初梨（1900～1994年）重庆江津人，15岁赴日本留学， 1928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