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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体”书法及其成因 　　康有为的书法不拘一格，变化多姿，气雄力健，结构内紧外逸，点画如铜锤铁槊，运笔迟送涩进，体态开张峻拔，这种气势和魄力终身不曾移易，实在让人眼花缭乱，创造出狂放不羁的强烈书风―“康南海体”，即“康体”。康书一如南海先生“目光炯炯如岩下电”的“圣人”气质，是一道闪电，一声霹雳，而绝非一纸残山剩水或一声轻叹，总是让人过目难忘。 　　 　　一、所谓“康体” 　　何谓“康体”？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这还用问，不就是康有为的书法吗？其实这样的回答即是犯了望文生义、想当然的错误。问题其实并没这么简单。大家均知道古代书法史上有四大楷书体，赵体即是其中之一，但见过有人把赵孟?\的篆隶书法称为赵体的吗？显然没有。因此，“康体”究竟是指康有为的那种书体呢？其内涵究竟是什么？特点风格怎样？其实这些都是必须明确的问题，才能明辨事实，言之凿凿。 　　有学者认为“康有为的对联写得极佳，近代书家中，实无与抗手者。”①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有康有为的一幅对联，是为“翰臣仁兄”所作的行书七言联：“天青竹石侍峭?`，室白鱼鸟从相羊。”上有长题： 　　自宋后千年皆帖学，至近百年始讲北碑。然张廉卿集北碑之大成，邓完白写南碑汉隶而帖，包慎伯全南帖而无碑。千年以来，未有集北碑南帖之成者，况兼汉分、秦篆、周籀而陶冶之哉。鄙人不敏，谬欲兼之。康有为。 　　接着，康有为也不顾及是否会破坏已经署了长题并钤了印章的整体效果，而是于该题识后再题曰： 　　鄙人创此千年未有之新体，沈布政子培望而识之，郑叔问识而夺取，移赠翰臣，得人哉。② 　　“翰臣”为广东鉴藏家甘翰臣，沈子培即沈曾植，郑叔问即郑文焯，两人均为名书家。康有为煞费心机地数历其书为名人激赏，沈曾植“望而识之”，懂得自己书法的价值，郑文焯同样识得并“识而夺取”，显示出自己的书法何等受人关注与欢迎，而且还是名人名书家，其用心不可谓不良苦③。价值在哪呢？中心便自然地落在石破天惊的那一句：“鄙人创此千年未有之新体”。而这段后跋恰好为前面的题跋作了一个很高级的注脚，正因为自己的书法“创此千年未有之新体”，才有了睥睨“三家”（张裕钊、邓石如、包世臣）、雄视古今的的豪气与胸怀！ 　　这段话给予我们两个信息：一是前文说过的康有为笔法的三位师傅张裕钊、邓石如、包世臣，“康体书法”的形成与这三人有密切的关系，他们既是自己的师法对象，同时也是自己的超越对象；二是康有为自己讲明自己的书法是一种新体。康有为在世的时候，有无别人率先提出“康体”的说法目前尚要取证，单从这则资料来看，康有为对于自己那独具风格的书法，早已经在心中认为是一种新体了，只是自己不好自己命名为“康体”而已。而且，康有为是在自己的行书作品上作的这一题跋，那么他心目中的“新体”自然首先指向于他的行书这一书体了。 　　商承祚在1945年所作的旧拓唐开元十九年楷书《千秋亭记》跋文中云：“康有为书法自诩宗魏，遂有尊魏卑唐之论。今见此，知康书所自。从第三行酌酒二字，可概其余。师魏之说，夸诞大言，遂被揭破，可谓其愚不可及也。”④后来他又说康有为书法“在该刻笔势的基础上，予以进一步的夸张，遂成‘康体’。”⑤ 1945年商承祚在题跋时并未说出“康体”这一名称，而在建国后的文章中才提及此名，是在楷书《千秋亭记》的题跋中说的，其指向当然首先应该是康有为的楷书。 　　他在书学上，尊碑而不尊帖，碑中又最看重北碑，取其浑涵质朴，庄穆厚重，格调高。他强调广搜博览，不独宗一家。即使是学习行草，他都要我从方笔开始。#8943;#8943;两年后，广州肇庆一带水灾严重，上海广肇公所征得关心家乡民瘼的康老同意，在《申报》、《新闻报》刊登广告，由他写字义卖救灾#8943;#8943;先生年事已高#8943;#8943;就决定由我每天临摹对联十余副，由他选定#8943;#8943;我学康体书法，颇得神形，一九二七年后，我开始练习《散氏盘铭》，又学了一阵子张旭、怀素草书，因此，虽在字形笔划保存了康先生的一些东西，但已经加以变化，开始追求自己的艺术个性，逐渐跳出了康体的樊篱。⑥ 　　从刘海粟的这段话和留存下来的康有为教刘海粟写字的书迹来看，康有为教刘海粟写的既有北碑楷书，更多的是自己那飞扬峻利的行书。因此，在刘海粟这里所说的、能学得“颇得神形”的“康体书法”，既指向于康有为的楷书，也指向于康有为的行书。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知，世称的“康体书法”的渊薮，是来源于康有为他自己的一种自信与魅力；而“康南海体”只想与他的楷书与行书两种字体，再无其他内涵。因此，就不可能包括康有为并不擅长的篆隶与草书。 　　还要指出的是，“康南海体”尽管指的是康有为的楷书与行书，但指向的明显是康有为的那种“重、拙、大”的成熟时期的作品，是具有一种纵逸奇宕之气、碑意浓郁的作品；显然不是指的他个性风格未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