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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与参与：杜威的传播观辨析 　　[摘要]杜威依据人类的交往行为来界定人类自身，在其思想体系中，人类交往行为是其政治行为的决定因素，也是理解人类政治行为的基点。因此，交往在杜成看来就具有本体论地位。杜威强调传播是维系人类社会交往的重要手段与最终目的，传播对社会中的个人而言，同样具有本体论意义。杜威的“传播”意味着共享与参与。杜威毕其一生思考的是在新型工业社会中，如何依靠传播的力量复兴公众的民主参与，他的传播观与美国民主的政治问题息息相关。杜威复兴了自由主义理念中的古典传统，其民主观与传播观是传播研究的丰饶源泉。 　　[关键词]杜威 共享 参与 传播观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m5）05-0033-06 　　一、杜威传播观的理路与内涵 　　约翰?彼得斯（John Peters）认为直至19世纪末，人类才开始用“彼此交流的能力来给自身下定义”，而这个人类自我描述的革命性变化，在智识、伦理和政治上的意义却尚未被充分追问。本文即试图探析约翰?杜威（John Dewey）如何借助人类彼此交流的能力来界定人类自身，并藉此诠释杜威传播观念的理路、内涵与意义。 　　在《公众及其问题》一书中，杜威阐释了公众与国家因何而生。他号召重回人类行为的事实本身去理解国家与公众。基于现实，杜威将人类行为的后果分为两类：一是与当事人直接相关，二是与非当事人相关。根据这种划分，他找到了公共与私人的区别，区别即在于行为后果的规模与程度是否需要管理。如果行为后果规模影响大而必须进行管理，那么这就是“公共”，反之则为“私人”。由此再进一步，杜威界定了公众与国家。人类的互动行为对非直接参与者可能会产生很大影响，以至于必须系统管理这一影响，于是公众诞生了。公众即是由所有那些互动行为的非直接参与者，却又受到互动行为极大影响的人组成。当认知到互动行为可能会影响到非当事人的间接利益，并试图管制规范这一影响的时候，国家的雏形也就产生了。而按照官员和机构的方式组织起来，管理人们之间互动行为的非直接影响的即是民众共同体。 　　可见，杜威为“公众”和“国家”下定义的方式恰是彼得斯所谓的凭借“人类彼此交流的能力”。公众由于人类社会的互动本质而得以界定，公众是人类群体生活的必然结果。杜威认为，发现国家不仅仅是对那些业已存在着的机构的理论审视，更是一个关于人类普遍联合行为的实践问题。他指出，应认识和领会个人参与到群体中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并对这一后果追本溯源。公众是有组织的，并且要通过代表有效地行使权力，在这种意义上，联合使公众自身成为政治组织，而类似政府的机构也就形成了。因此，“国家是人类关系的政治组织”，国家是因公众而形成的。杜威确信，只有追问公众这一具备明确功能的社会组织形成和发展的条件之时，才能抓住国家发展和转变的核心。他指出世界形势已经证明了的一个假设：人类共同交往的规模和范围是那些带有显而易见政治性质的社会行为的决定因素。公众因此成为一种政治形态，并被视为一个政治概念，且与民主休戚相关。在杜威看来，公众的范围、规模、边界，长时间以来都是民主中重要的政治问题。 　　以上可见杜威思想的逻辑理路：人类交往行为的特征、范围界定了公众及其特征，国家是因公众联合而形成的，由公众及其特征则可以理解民主等政治问题。人类交往行为是人类政治行为的决定因素，于是，人类交往行为也是理解人类政治行为的基点。当杜威以人类交往行为来界定人类自身之时，交往在他看来就具有了本体论地位。他强调个人的思维、信仰和意图是在与他人的联系中塑造的，因此，个人并非仅仅在本质上与他人联系，其观念、情感与行为也都是社会化的。个人结合在一起是存在所具有的普遍状况的一种显现。 　　杜威认为维系人类社会交往的方式有多种，传播是重要手段与最终目的。他承认教育对社会存续的作用很重要，但相对于其他机构，教育只是一种方式，一种相对肤浅的方式。杜威强调，社会不仅通过传递、传播而继续存在，甚至可以说，社会在传递、传播中继续存在。共同（common）、共同体（community）和传播（communication）不仅仅存在字面上的联系。人们因共有的事物而生活在共同体当中，而传播是人们占有共同事物的方式。人们必须共有某种共通的理解，即目标、信仰、愿望与知识，才可以形成共同体或社会。传播即是一个共享经验的过程，直至经验成为共同的拥有。在杜威的思想体系中，传播不仅是人类交往的方式，同时也是其终极目的。传播是终极目标，也是工具，是建立合作、管理和秩序的途径，共享的经验是人类的至善。“传播是工具，可以将我们从事件的各种巨大压力中解脱出来，使我们得以生活在有意义的世界中。传播是目的，体现在分享对共同体特别重要的对象与艺术上。以传播的方式，经由这一分享，意义得到强化、加深与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