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以升与戴传蕙-像桥那样延伸那样相爱.docVIP

茅以升与戴传蕙:像桥那样延伸那样相爱 　　茅以升，我国著名桥梁工程专家，1933-1937年，主持修建我国第一座公路铁路兼用的现代化大桥――钱塘江大桥，它的建成打破了外国人垄断中国近代大桥设计和建造的局面，成为中国桥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茅以升一生与桥紧紧关连，日日夜夜都与桥苦苦相恋，然而，与他紧紧相恋相依的还他的妻子戴传蕙，他们的爱情可谓与桥忧喜相关。 萍踪处处 婚后迁徙如家常便饭 茅以升和戴传蕙是在1914年结婚的，那年茅以升18岁，戴传蕙19岁。谁能想象，茅以升当时送给戴传蕙的结婚礼物是一本沈三白的《浮生六记》。想来茅以升心目中的家庭生活自是不同一般，而是带有几分理想色彩的。这也的确为他们未来的生活展示了不平凡的前景。 戴传蕙是镇江人，却从小家住扬州。她的祖父戴祝尧是一位耿直不苟流俗的“寒士”，文学和书法名重一时。他一辈子贫寒，只当过一段国文教员，有时到人家“处馆”，即所谓当“塾师”。她的祖母知书识礼，少年时美貌出众，求亲者多，不到16岁就出嫁了，她还写得一手娟秀的小楷。 戴传蕙面貌最像自己的祖母，身材中等略高，气度娴雅。她幼承家学，喜欢读书写字。茅以升是在唐山路矿学堂读书，暑假回南京老家，奉父母之命，去扬州迎娶戴传蕙，再回到南京。次年，他们的大儿子茅于越在南京出生。茅以升一直在唐山读书，毕业后，被保送赴美国康奈尔少学读书。1920年初，茅以升回国，被聘为唐山交通大学教授。次年才来接戴传蕙和儿子于越以及初生数月的女儿茅于美去唐山，开始建立自己的小家庭。 然而这个小家庭的生活是动荡不定的，由于茅以升工作的频繁变动，从1920年到1949年，29年之间，萍踪处处，南来北往，迁徙如家常便饭。戴传蕙跟茅以升的工作迁动，寄住过的城市就有唐山、南京、北京、天津、镇江、杭州、长沙、桂林、贵州平越（今福泉县）、重庆、上海等，所租赁的房屋竟有27处。 茅以升自幼至老，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勤于外事，疏于内务，向来不问家事。工作变动，举家搬徙，往往“事发突然”，戴传蕙的操劳可想而知。租房退房，运送购添家具，重起炉灶等诸般杂条已够劳累，而他们有6个孩子，退学转学，不能延误学业更是搬迁中的头等要事，亦要靠戴传蕙一人来精心安排，生活的操劳是可想而知的。 同根共命 我的忧喜与你命运相连 最使他们难忘的是1933年春天，茅以升正在天津北洋大学好端端地任教，戴传蕙刚刚适应学校的环境，以为从此他们家可以“长治久安”，不料突然接到杭州茅以升的老友来信，要他去杭州商谈筹建钱塘江大桥的事。茅以升得信，心想他是学桥梁工程的，一直没有机会去参加造桥，这次居然请他去造这样一座大桥，非常兴奋。茅以升去了杭州，商谈之后，回天津就辞去北洋大学教授之职，暑假之后赴杭州就任。当然，他们的家就迁离了居住不到两年的天津，搬到了杭州。 戴传蕙起先见茅以升那样兴奋，也为他能施展抱负高兴。但到了杭州，了解了一些造桥困难，一种重负突然压在心头。杭州民间有几句歇后语：“钱塘江上造桥”，“两脚跨过钱塘江”，意思都是不可能成功的事。钱塘江的水，风，土都不比平常。江面辽阔，风波凶险。江底的泥沙深厚非常，水流冲刷，江底变迁莫测。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造桥，冒险的性质是不言而喻的。 恰巧，茅以升在1930年曾经做过江苏省水利局局长数月。那年江苏省闹水灾，堤防决口，灾民逾万，茅以升忙于堤工，情势非常危急。后来镇江建设厅长认为茅以升就任不久，责任不在他，而他已经做了他应尽的事。然而茅以升目睹水灾惨状，引咎自责，辞去局长之任，而就北洋大学之聘。那次事件，戴传蕙饱受虚惊。好容易看到茅以升任教之时，学生爱戴，同事相处融洽无问，刚刚定下心来，却又从安稳幽静的环境，投身到另一个艰难险阻的漩涡中来了。 茅以升自任大桥工程处处长之后，经常在闸口桥梁工地工作，周末才回家。在工程紧张时，没有星期天和假日。在这些日夜奋战的日子里，桥梁工程时有险情，消息传到家里，戴传蕙忧虑失眠，竟罹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同根共命，戴传蕙为了担心茅以升会完不成桥梁工程大业而身患重病，而茅以升心忧妻病，更是内外交困。当时，家中的孩子年龄幼小，家庭生活可谓是乱糟糟的。茅以升是位科学家，从不信神的，可是见戴传蕙中医西药用后都不见效，以致求神拜佛的事都抽空去做了。在公务稍得空隙的时候，他还亲自护送戴传蕙北上北京，到协和医院去做当时闻名的“睡眠疗法”，亦无理想效果。他只得拜托朋友陪伴戴传蕙在北京香山疗养，自己又匆匆忙忙赶回杭州忙桥梁工程去了。 1937年秋天，日本侵略军逼近杭州，茅以升的桥梁工程正处于非常紧张阶段，而时局艰危，不得不叫自己的大儿子茅于越护送戴传蕙和其他孩子到长沙暂避。女儿茅于美和他弟弟茅于润只能留在杭州。他们一家人在尚未竣工的大桥的公路边，凄然分手，互祝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