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批评理论Ⅶ 性别研究.pptVIP

* 出版社 社文分社 现代西方批判理论 Ⅶ 性别研究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女性主义批评（也译女权主义批评），至今方兴未艾，它是女权主义社会运动在文学和文化领域的延伸。而作为思潮的女性主义则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一系列历史事件或文字作品。16和 17世纪印刷技术的普及、新教改革和 18世纪启蒙运动的展开，使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到阅读的传统中来，识文断字的能力使得女性有机会认识世界、建构自我，质疑积淀在文字传统中的男性权威和价值规范。 通过漫长的性别革命，欧美女性在 20世纪上半叶基本赢得和男子平等的选举、教育、工作、财产等社会和政治领域的权利，而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掀起的第二波女性解放运动将性别政治推向更深入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层面，例如，反思父性文化所定义的“女性气质”（被动、无知、非理性等气质）对于女性的制约，认为性别属性并非天然固有，而是由社会文化建构的。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女性主义批评在重新反思“性别”的名义下，裹挟其政治诉求，与当时发生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结构性转换相呼应，成为反思本质主义和总体论，肯定差异和多元化的后现代思潮诸多流派中的一支。 20世纪，思想经历了以索绪尔语言学为基础的语言学转向，语言不再被视为工具，世界经由语言才得以建构和再现。“语言学转向”触发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革命带来了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方法，乃至更宽泛意义上的后现代思潮的革命。拉康的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吸收了语言学方法，认为无意识即语言编织的世界，主体不过是语言的构造物；福柯则从话语、知识与权力之间的交互滋生关系质疑统一、总体的历史观念；德里达从结构差异、能指延异的角度动摇和颠覆西方思想文化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则从更为宽泛的视角发起社会批判。 女性主义批评者从理论和实践诸多层面，以“性别”为基点穿行并吸纳以上诸家的认识与方法论成果，继而动摇菲勒斯中心主义对于文化经典、传统的扭曲和压抑，质疑权威话语中的男性霸权，瓦解传统主体的本质论述，将性别和阶级、种族等范畴相结合，呈现那些无法再现自己的女性“贱民”的生存与经验，改写父性文化影响下的文学传统、教育传统，肯定女性经验，建构抗拒和反思式的女性阅读，倡导以飞翔和自由的姿态参与不断进行自我定义和自我理解的女性写作。 除了本部分将要介绍的 20世纪早期的女性主义者、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以及 80年代后，以性别理论进入批评舞台的中心的朱迪斯·巴特勒，下面我们还需提到一些在 20世纪后半叶产生重要影响的女性主义批评家。 凯特·米列特（ Kate M illet，1934— ）的博士论文《性政治》是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的直接产物。在书中，她延伸了波伏娃的话题，即男权制文化如何塑造女性并支配女性。米列特认为性是我们文化中最根本的权力概念，因而性是不对等的。她阐释了“性别政治”的理论、意识形态等背景以及在文学上的表征，例如劳伦斯、亨利·米勒、诺曼·梅勒等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性别观念，从而分析文化在塑造性别差异中的关键作用。 她犀利地指出，当性别统治以“内部殖民”的方式维护父权秩序时，它是最为持久和隐蔽的权力形式。而肖·瓦尔特（ Elaine Showalter，1941— ）从妇女经验的视角，审视自勃朗特姐妹以来的英国妇女小说家，试图建立属于女性自己的文学传统和批评传统，这就是她写作《她们自己的文学———从勃朗特到莱辛的英国女性小说家》（1977）的主旨。此后她又以《走向女性主义诗学》（1979）和《荒野中的女性主义批评》（1981）等篇章留下了她作为拓荒者，在女性主义批评领域艰辛跋涉的足迹。 法国女性主义批评明显受后现代批评理论的影响，她们摆脱波伏娃的提问方式，反对问“什么是女人”，她们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和答案，都必然深深嵌在父权制社会的语言和结构中。相反，她们更倾向于从语言符号结构的角度探讨女性欲望和创造力。在新小说、新浪潮电影背景中开始写作的西苏（Helena Cixous，1937— ），受到德里达的启发，认为写作可以僭越父权制的性别二元对立秩序。 在《美杜萨的笑声》（1975）里，西苏提出“女性写作”，将女性的身体经验带入到写作和语言中，女性写作将破坏和突破菲勒斯-逻各斯的铁屋子般的禁锢和对女性的压制，因此女性写作即是“飞翔”。 露丝·伊利格瑞（ Luce Irigaray，1932— ）以《窥镜，作为他者的女人》、《尼采的海上情人》、《海德格尔的遗忘空气》等确立了她的女性主义批评者的地位，在这些著作中她深入到西方哲学传统内部讨论为什么女性被以男性价值为主导的逻各斯传统所排斥。此外伊利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