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刑事诉讼中的证人保护刘国诠.docVIP

浅论刑事诉讼中的证人保护 证人保护制度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刑事诉讼制度是否健全与完善的重要标志。证人保护不仅关系到证人能否出庭作证，刑事诉讼活动能否正常顺利进行，而且还事关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正确实施。因此，法制较健全的国家都无一例外地设置了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制定了完善的证人保护程序来对重要证人进行保护。如美国的“证人保护计划”历史悠久、功绩卓越。它始建于1971年，至今已对5500个主要证人连同其家属成员进行了保护，导致几千名罪恶滔天的罪犯被拘捕判刑。日本国会在2000年修订了《刑事诉讼法》，在证人保护方面的修正力度很大。其中157条就规定了采取屏风遮蔽、陪同照护、采纳电视双向系统等措施，来减轻证人的人身危险和心理负担。1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廉政公署也成立了保护证人专组，其成员思想灵活、处事冷静且体能过人，在执行任务中从未发过一颗子弹，从未暴露过证人行踪，为廉政公署打击惩治贪污腐败立下了汗马功劳。2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9条、第85条确立了证人保护制度，刑法也规定了相应罪名来制裁阻挠证人作证、打击报复证人及暴力取证等犯罪行为。但由于诸多原因，这项制度在实施中存在许多问题，亟待完善。 一、刑事证人保护的理论基础 首先，从权利与义务的平衡角度来看，证人保护的权利也是证人作证义务的一种反方向平衡。在西方国家，根据“契约理论”，国家权力的形成是公民自愿让渡部分权利的结果，国家是人民为保护个人的天赋权利而创设的。因此，个人是国家的基础，国家仅仅是人们保障自己权利的工具。在现代社会，公民是国家的纳税人，国家机构的运作以公民的支持为保障，国家应该为公民的福利服务，保护公民的人身，财产权和精神权利，实质上也是一种契约的关系。3公民作证是履行自己的义务，而使公民免受不法侵害是国家履行职责的一部分，证人权益的保护自然也应该是“题中应有之意”。实际上，即使不以“契约理论”作为背景，证人保护也应该是国家的应有职责。证人在履行作证义务的时候，虽然背负“义务”，但这种义务不是“无谓的牺牲”。如果说在战争中，要以“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为宗旨，那么在同犯罪作斗争中，我们不能要求证人以牺牲自己的生命、身体健康、财产权益和精神权利来帮助国家追诉犯罪。在作证这个问题上，权利是第一位的，而义务是第二位的；对于证人保护，从高层次讲是作证的权利的必要内容和必然延伸；就低层次讲，证人保护权利是对履行作证义务的一种“对价”。丹宁勋爵曾说:“没有一种法律制度有正当理由能够强迫证人作证，而在发现证人作证受到侵害时又拒绝予以救济。采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保护证人是法庭的职责。否则整个法律诉讼就会一文不值。”4 其次，就证人作证性质来看，它是一种权利与义务的杂糅，证人保护是证人权利的应有内容或者说是合理延伸。证人作证的环境应该使证人提供真实的、准确的、无强迫性的证言，实际证人也有权利要求为其提供良好的环境。在诉讼的环境中，证人与案件一般没有实体的利害关系；但他参与诉讼就具有诉讼权利的主体资格，我们不能为了达到发现真实的目的而损害或者忽视证人的生命健康、财产权益和精神利益。证人并不是诉讼的客体，如果国家在需要证人作证的时候可以命令或者强制证人作证，而在证人作证时或者证人作证后不顾证人的安危，证人就沦为一种诉讼的工具，与物证、书证无异。证人权利保障是诉讼中人权保 障的一部分，正如有的学者指出，“证人权利的保障，是社会文明、民主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审判方式改革的需要”。5从一定意义上说，证人保护的加强，必然促进证人诉讼地位的提高，使得权利保障体系得到整体的推进。 再次，从德国学者所创设的“国家保护义务”理论来说，证人保护是证人应当享有的宪法权利。按照这种理论，证人的保护是公民基本权利的延伸，国家从基本权保护的角度被课以保护义务。国家如果强迫证人在可能危及自身安全的情形下出庭作证，无疑是构成对公民基本权的侵害。在西方学者看来，证人保护问题不仅仅是刑法问题，或是刑事诉讼法的问题，而是宪法规定的国家的义务问题。反观我国宪法中，其实也可以找到类似的证人保护的立法渊源，即宪法第41条第2款规定的“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但是，该条规定仅仅针对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的情形，而且是一种消极的防御权的规定，并未因此设定国家义务，所以作为证人保护权的依据较为勉强。 我认为，证人保护的理由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首先，证人保护义务是国家规定证人作证义务的逻辑结果，证人作证义务的预设是证人保护的直接原因。证人的作证义务是一种公法上的义务，那么相对应地，国家就负有保护证人的义务，如果证人因为履行作证义务而遭受可能的危险，国家就有必要排除这种妨碍。那么对于尚未作证的潜在证人，国家为何也需要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