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郎乐舞的界定论证与价值定位（中）.docVIP

夜郎乐舞的界定论证与价值定位（中） 　　建国后考古工作者还先后在贵阳、兴义、册亨、安龙、贞丰、都匀、长顺、望谟、丹寨、从江等地征集铜鼓数百面。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出土文物有不少是与中原文化不同的，具有明显地域性特征和少数民族文化特征。据专家C14测定，赫章可乐古墓有的距今已两千多年，约为春秋晚期，其下限延续到西汉初年，文物考古专家完全确定它们属夜郎时期的遗物。这就从考古学角度提供了一个信息：夜郎时期贵州已有铜鼓存在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赫章可乐古墓发掘的鼓型铜鼓与竞渡纹铜鼓应为迄今我省本土音乐文化最早的历史见证。 　　当然，铜鼓并非夜郎的专利。但作为夜郎故地考古发掘的铜鼓，却有着十分特殊的意义，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铜鼓，因为它常与芦笙搭档、始终在特定环境、特定族群的歌乐范围使用，从而形成特殊环境下的特殊文化现象。这种特殊文化现象应视为夜郎乐舞的遗存。或许有人说，即使如此，贵州铜鼓的发现只能证明它与夜郎文化有一定渊源，而不能证明了它是一种乐器、故在这里需作一说明。 　　如前所述，铜鼓最初可能是一种炊具，后来逐渐演变为礼器、重器和乐器的。但作为夜郎故地的一种响器，其本质功能是作为乐器存在的。对此，众多文献都有记载。《太平御览》与《文献通考》也把铜鼓收在“乐部”中：唐书则直接记载了蛮人是用铜鼓来为歌舞伴奏的。不少史志都记载了贵州少数民族以铜鼓为乐的史实，诸如“击铜鼓以为乐”、“用铜鼓以节乐”、“击铜鼓为欢”等。可见在夜郎故地铜鼓作为一种乐器是客观存在的其次，夜郎故地至今仍有世代袭传的铜鼓谱。据统计，历史上曾演奏过的乐曲就有30多种。如流行于贵州贞丰的布依族铜鼓谱“十二折”、关岭县北盘江的布依族铜鼓“十五折”以及各种不同的苗族、水族、仡佬族铜鼓鼓谱等。我们虽然暂时无法判断这些铜鼓谱的年代，但它的原始性与真实性是无可非议的，它是夜郎铜鼓作为乐器存在的重要佐证。 　　另外，作为乐器，夜郎故地铜鼓有自己独特的表现力。其敲击方法考究，有拳击、掌击、指击之分，但更多的还是槌击，时而奏鼓心，时而奏鼓边，能奏出圆润、浑厚、深沉的声音和多变的节奏。而鼓边与鼓心两个音常常构成纯五度或小三度音程，产生强烈对比，颇具特色。有的还用木桶在铜鼓后面来回晃动助音，以增强演奏效果。这种木桶晃动形成的音，当地人称为“瓮”音。“瓮”音使铜鼓音色更加丰富和富有层次感，表现力大为增强。对此，贵州《八寨县志稿》有载，演奏时“一人执锤力击，一人以木桶合之。一击一合，故声洪而应远。”这种奇特的演奏法至今仍在黔南苗族地区使用。 　　 　　芦笙 　　 　　芦笙是竹制品，属笙簧类乐器，是我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但鉴于它的物质属性，考古中不可能找到留存两千多年的实物，我们只能从文字记载，或者砖雕、陶俑、石刻或其它出土文物中的乐舞形象找到实证。目前为止，我省文物工作者地下考古发掘的相关文物有：汉墓出土的砖石上的芦笙舞画、兴仁交乐汉墓出土的抚琴俑、黔西罗布夸东汉墓出土的陶乐舞俑以及赫章可乐汉墓出土的铜摇钱树残片上吹芦笙的人物形象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赫章可乐汉墓出土的铜摇钱树残片上吹芦笙的人物形象尤为重要，它是夜郎时期留下的有关芦笙的重要历史信息。结合出土文物铜鼓上雕刻的芦笙舞形象，我们有理由说夜郎时期已有芦笙存在，而且与铜鼓属同时期的乐器。因此，我们不能排除两千多年前的夜郎时期，芦笙已是一种本土乐器的可能。 　　芦笙作为源远流长的笙簧类乐器，是可以找到很多参照依据的。如1978年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笙，形制构造都与现在苗族的芦笙相同。1957年，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出土了一个有七管插口的青铜葫芦笙斗及演奏弯管芦笙的铜乐舞俑，还在发掘的铜鼓上发现刻有多人吹芦笙联臂跳舞的场面。经考古测定：出土的这些笙簧乐器均为春秋晚期和战国初期的遗物，与赫章古墓发掘的其他文物属同一时期说明夜郎歌舞乐器结合在夜郎时期是存在的。 　　以上事实说明，贵州夜郎故地的铜鼓、芦笙在本质上是作为乐器存在的，而且是少数民族歌舞活动不可缺少的乐器之一(当然也不排除它在某些场合所具有的其它功能)。古墓出土的各类乐舞形象和唐、宋、明、清的有关文献记载都证明了这一点，因而，我们没有理由不承认它是夜郎乐舞音乐的遗存。 　　(二)古籍记载与现存的民间传统乐舞 　　精神层面是以人的行为活动和行为化方式表现的，如音乐、舞蹈、工艺、生产活动、宗教礼仪、制度法规等。夜郎乐舞虽然已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产生变异，但其精髓必然融合在后代的民族文化传统的实践中，尽管这方面的史料不多，但通过有限的历史记载和大量的现实活动考察，也能发现其原生状貌的某些痕迹。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1，古籍记载 　　有资料表明：夜郎时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