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星驰喜剧电影风格嬗变探析.docVIP

周星驰喜剧电影风格嬗变探析 　　香港因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人文背景形成独具风格的本土文化表征。香港电影在黄金时期曾被称为“东方好莱坞”。香港电影以喜剧片和动作片以及警匪黑帮片在华语电影界享誉盛名。其中，尤以喜剧片出产量大、颇受欢迎，周星驰更是以其独具风格的无厘头式幽默稳坐香港喜剧电影界头把交椅。周星驰身为一代人尤其是80后心目中的喜剧之王，他用一次次的票房神话证明了“无厘头”喜剧电影经久不衰和自身的巨大号召力。 　　一、 20世纪90年代初，“无厘头”一枝独秀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经济日新月异，经济快速发展所产生的满足感促使香港人摒弃了昔日殖民地时期的身份认同，逐渐形成了骄傲、高慢的本土身份认同感。香港喜剧电影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代，即以突出香港人的美好幸福生活和精神享受成为表达主流，许冠文导演的《鬼马双星》和《半斤八两》成为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近入20世纪90年代，面对香港经济的潮起潮落，以及“九七”香港回归的现实情况，使得香港人对自身优越的身份认同感产生怀疑、焦虑、不安的情绪。面对现实生活的不安和焦虑，在电影中暂时忘却现实痛苦成为众多香港民众的意愿。由此，周星驰的“无厘头”喜剧应运而生，成为时代的宠儿。1992年，由周星驰主演的《鹿鼎记》《审死官》《家有喜事》《鹿鼎记2之神龙教》《武状元苏乞儿》五部影片，成为当年香港电影十大卖座影片的前五名。1992年也被电影学者们称之为“周星驰年”。所谓无厘头，“原是广东佛山等地的一句俗话，意思是一个人做事、说话都令人难以理解，无中心，其语言和行为没有明确目的，粗俗随意，乱发牢骚，但并非没有道理。‘无厘头’的语言或行为实质上有着深刻的社会内涵，透过其嬉戏、调侃、玩世不恭的表象，直接触及事物的本质”。[1]1990年上映的电影《赌圣》，使得周星驰声名大噪，初步形成了“无厘头”式喜剧风格，“?o厘头”成为周氏喜剧片的标签和标识。20世纪90年代周氏“无厘头”喜剧成为时代的音符。《大话西游》被誉为周星驰“无厘头”式喜剧的经典之作。 　　周星驰“无厘头”喜剧打破了传统喜剧的创作模式和规范，大都运用具有鲜明后现代主义色彩的戏仿、嘲弄、反讽、解构后重组拼贴的艺术表现方式完成叙事和表演。影片《大话西游》将观众对文学版《西游记》孙悟空和唐僧的认知彻底颠覆。唐僧不再是稳重形象而是变得絮叨讨人厌，观音菩萨不再白衣飘飘救苦救难而是鄙俚浅陋、口出俗语；孙悟空不再放荡不羁而是有血有肉、有爱、有思想。《大话西游》中孙悟空对师傅唐僧满腹怨言甚至恶语相向，甚至将师傅比作苍蝇，还放狠话要杀了它。《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1995）中就有对王家卫的经典电影《重庆森林》（1994）中台词的戏仿。影片《重庆森林》的台词：“1994年5月1日……如果记忆是一个罐头，我希望这个罐头永不过期，如果一定要加上一个日期，我希望是一万年。”《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中的台词：“曾经一份真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个爱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 　　周星驰“无厘头”喜剧通过塑造动作和表情夸张的人物形象与观众的审美期待以及感受，形成强烈反差和冲突，进而营造出滑稽、荒诞、幽默的喜剧效果。影片《国产凌凌漆》（1994）是周星驰对由美国好莱坞明星皮尔斯?布鲁斯南所主演《007》的戏仿之作。《007》开篇西装革履帅气的美国特工形象在《国产凌凌漆》中，出现的却是一个衣冠不整、满脸胡渣、生活窘迫的猪肉小贩。影片中凌凌漆的经典台词：“‘国家大事这种小事等我谈完儿女私情再说’，这种癫狂和解构背后包含的政治隐喻，是在他之前的喜剧电影中难得一见的‘盛景’”。[2] 　　再如影片《唐伯虎点秋香》名叫“如花”的姑娘是身材粗大，相貌丑陋，风骚，满脸胡茬的，“如花”一词更成为时代流行词。这些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除了具有滑稽、搞笑、幽默的效果以外，还给观众一种意想不到的荒诞感受。正是这些形象的丑，给人以意料之外、离奇荒诞之感觉，这也正是周星驰“无厘头”喜剧电影的笑点和魅力之所在。 　　二、“北上合拍”的大环境 　　在经历“九七”动荡焦虑到回归大陆经济稳步发展的大环境下，香港人对于自身的身份认同由焦虑渐渐趋向平和，狂喜或是极悲俨然已不再是香港人的内心需求。香港人从以极致娱乐完成对现实恐慌逃离的自我麻痹，逐渐回归理性以追求原始的内心的美好和希望。周星驰“无厘头”喜剧也在这时渐渐走向衰落。 　　（一）融入内地――温情叙事 　　随后，美国好莱坞文化侵入、亚洲金融风暴等使得香港经济全面滑坡，香港电影业也面临史无前例的巨大挑战。为此，2003年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签订《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即CEPA协议[3]使得香港和内地进入合作新时代。政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