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九千尺》情感叙事.doc

《地下九千尺》情感叙事 　　随着消费主义思潮的盛行，针对特定读者群体的审美诉求进行创作成为了现当代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作者娓娓道来的讲述中，从情感层面出发展开叙事成为了众多作家的首选。 将隐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情感世界展现出来是文学作品永恒不变的历史主题，不同的作家、不同的人生经历、不同的读者将从作品中获得完全不同的情感体验。当读者和评论家对文学文本所展现的情感基调有了一定的认知后，进一步地阅读和审美才有可能。笔者认为这一创作模式可以被称为“情感叙事”。 一、情感叙事的情感基调 导致作家从事文学创作的因素有很多，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似乎从来就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有的通过文学创作来思考时代的要求，记录时代的步伐，如鲁迅、茅盾等；有的是时代的呼唤把他们震上了写作的道路，如冰心、庐隐等；有的推崇直觉与灵感，比较重视文学的美感作用，如郭沫若、郁达夫等创造社的作家；有的崇尚雍容恬静，寻找自然人性的和谐与庄严，如废名、沈从文等京派作家；有的追求冲动亢奋，展示现代人欲与兽欲的错综，如穆时英、施蛰存等海派作家；有的非常现实，直率地表白是为了名和利，如托尔斯泰等。”[1] 由此我们了解到促使作家们开启文学创作之路的因素有很多，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在正确的时间、以恰当的方式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文学之旅。呈现在笔者面前的这篇小说《地下九千尺》就是作者余文飞展现文学能力的作品。通过作者的讲述，读者对于发生在某个框架中的故事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作者的创作是“缘情而发”，将内心深处火热的生命激情释放了出来。 小说《地下九千尺》讲述了一个关于矿工的故事，他们日复一日地穿梭于地面与地下，以极其辛苦的劳动付出来换取微薄的报酬。作者并没有给小说情节的发展设定特殊的时代背景，而是将中国社会的架构模式作为了这篇小说的话语环境。当读者看到作者笔下的矿工时，很自然地联想到生活中见到、感受到的挣扎在社会底层的普通劳动者，这就极易唤醒沉睡在读者内心深处的情感记忆。作者以自己所拥有的丰富的生命体验和社会经验，从中国社会的架构形态中感受到身处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生活状态的差异，更为重要的是，他洞悉了人对人的残酷压榨、剥削。当作者将自己的感受倾注于小说创作时，读者就能从长发、四面、三鬼的行为中获得对于人性的理解。作为掌握着最少的社会资源、几乎不能保证自我生命的弱势群体，这些可怜的矿工们从事着危险、单调、压抑的工作。即便是身处于九千尺之下的矿洞中，当自己都无法辨认自己的脸庞时，他们也不曾忘记自己作为人的情感诉求。因此，当水花嫂进入到他们的视野后，一场又一场围绕着水花嫂的情感纠葛在这里上演了。 在传统的文学模式中，艰苦的劳动对于女性的好感往往是被压抑在内心深处的，甚至连女主角自己也不知情。在小说《地下九千尺》中，作者勇敢地打破了这一模式。关键在于小说中所描述的男女之情很好地褪去了单纯的肉体欲望，转而以内心世界的相互慰藉作为主要的情感表现对象。“爱情， 是人类精神的一种最为原始而深沉的冲动。传统意义上的爱情， 它是在人类繁殖本能基础之上产生于男女之间， 使人能获得独特而强烈的肉体和精神享受的相互爱慕和交往的情感。”[2]小说《地下九千尺》所描述的爱情很明显并不契合于上文的定义，无论是在水花嫂与硐长、长发与水花嫂之间，还是在小说中其他男性角色为争夺水花嫂而进行的比拼之间，他们所能够达到的仅仅是肉体的满足或精神的慰藉而已，没有一个将二者之间巨大的鸿沟填平，这就意味着没有人获得真正的爱情。 二、情感叙事的情感模式 正是由于小说中出现的人物没有能够获得真正的爱情，这就如同现实生活中的我们很难找寻到灵与肉相契合的爱一样，我们往往需要在自己构筑的虚拟世界中去找寻某种补偿。小说《地下九千尺》只有短短的数千字，作者却很好地为自己的情感叙事安排了恰当的情感模式。这种模式就是利用文学作为满足人类思维深处“可遇而不可求”的价值诉求，将水花嫂与硐上所有男性成员的爱情作为小说重要的叙事线索之一。 当作者把一定的叙事空间预留给爱情时，它更多地展现给读者的却是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存在甚至逐渐消亡的爱情。在他们的身上，纯粹的爱情就如果被撕裂的一张纸一样只能是简单的重合。但是，当一张纸被彻底地切断之后，被割裂了的生命个体只能是被命运的无常抛弃到没有人知道的他乡。当笔者意识到这一点后，作者没有为小说安排特定的时代背景就可以理解了。因为无论故事发生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对于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劳动者而言，在肉体欲望的满足与心灵世界的契合之间达成微妙的平衡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至于作者在小说结尾给出的“明宣德四年仲春”则是为了凸显小说叙事主题的刻意安排，并非是将小说的时间加以限定。 在《地下九千尺》中，女性与男性最终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成为我们理解小说情感模式的关键。每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