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承志在中日民间外交向半官半民外交转变中作用述论.doc

廖承志在中日民间外交向半官半民外交转变中作用述论 　　摘 要：廖承志在当代中日关系的发展中是一位起过特殊作用的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日本吉田政府追随美国，对中国采取了孤立、封锁和遏制的政策，中日两国之间处于隔绝状态。为了恢复、改善和发展中日友好事业，廖承志运用“两个区别”的对日方针，开启了中日民间外交，促进民间外交向半官半民外交的转变，为最终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作出了重大贡献。 关键词：廖承志；“两个区别”；民间外交；半官半民外交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20-0043-0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当时两极世界冷战的形势下，由于日本吉田茂政府追随美国，对中国采取了孤立、封锁和遏制的政策，中日两国之间处于隔绝状态。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中日友好关系，为了打开处于隔绝状态下的中日关系，恢复和发展中日友好事业，中国政府任命与日本有特殊渊源的廖承志为对日工作最高负责人，参与恢复和改善对日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廖承志充分运用了中国政府“两个区别”（即把帝国主义的政府和这些国家的人民区别开来；把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和一般官员区别开来）的对日方针，启动了中日之间的民间外交，冲破了日本吉田政府的阻隔政策，在战后冷战链条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为推动中日民间外交向半官半民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政府的民间外交，首先得到了日本民间友好人士的响应。 1952年6月1日，高良富等转道莫斯科来华与中国国际贸促会在北京签订了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但由于美日政府的阻挠，中日民间第一次贸易协议被迫一再延长完成期限，最终只完成了原计划的5.05%。尽管如此，它突破了吉田政府的阻隔政策，迈出了中日民间交往的第一步，并为中日经济贸易发展开辟了道路，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影响；而协议的签订，则说明了廖承志及其领导下的日本组成功地打破了美日政府的孤立封锁遏制政策，开启了中日两国民间正常经济贸易的渠道。 1953年10月，廖承志会见了应邀来华访问的以池田正之辅为团长的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代表团。他向代表团阐明了中国方面为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所作的努力，赞赏他们为中日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所作的贡献。10月29日，中日双方在北京签订了第二次民间贸易协议。与第一次协议相比，第二次协议对甲乙丙三类物资的比率稍微作了调整，但协议所附备忘录第三款关于相互设置贸易代表部的建议，与第一次相比有很大的发展。 同样，第二次中日贸易协定也因日本政府的阻挠完成得不够理想，只完成了协定的38.8%。据日本海关统计，1954年日中贸易额为5900万美元，日方出口仅为1900万美元。① 第一次、第二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的签订，虽然使中日之间的经济贸易活动开展起来，但由于没有政府的保证，完成情况极不理想。为此，廖承志在设想如何使纯粹的中日民间贸易协议获得日本政府的保证，并把民间贸易往来与官方挂钩，即经济与政治挂钩。他坚持把这一方针落实到中日两国一系列民间交往活动中，与日本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包括与日本官方关系密切的人士的接触，并明确了“民间来往，官方挂钩”方针，在代表团成员的名片上，有意写上了官方和民间的双重身份，而且把官方头衔摆在前面。由于在第二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所附备忘录中，提出了相互设置贸易代表部的问题，中日双方为此展开了一系列互访活动，以进一步推动和扩大中日贸易，并把促进民间贸易协议获得政府保证作为一项重要目标。 1955年1月10日至25日，廖承志会见了应邀来华访问并与吉田茂交往甚密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会长村田省藏，就如何推动和扩大贸易问题进行了会谈。这次会谈对于推动中日民间贸易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日本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55年3月29日，为了解和摸清日本吉田内阁下台，鸠山内阁上台后的情况，并就互设常驻商务代表机构等问题进行磋商。在廖承志的提议和指导下，中国贸易代表团一行30余人对日本进行了为期39天的访问，日本组的孙平化一同前往。中国贸易代表团在日期间，与村田省藏、池田正之辅等以第二次《中日贸易协议》为基础，着重就缔结支付决定、互设常驻商务代表机构、解除禁运和双方政府承担责任等问题展开了磋商。鸠山内阁邮政大臣松田竹千代破例同意中国贸易代表团可以使用密码电报。① 中国贸易代表团对日访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55年5月4日，中日双方在东京签订的第三次《中日贸易协定》，意义重大。尽管“官方挂钩”未取得进一步成果，但与第二次《中日贸易协议》相比，在下述方面却取得了重大进展。 （1）规定双方国家银行参与贸易活动，贷款的支付清算事宜“将由中国人民银行同日本银行签订支付协定，开立清算账户办理”；（2）双方在对方首都互设常驻商务代表机构，其派驻人员“享有外交官待遇的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