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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中国新文学整体观》 　　摘 要：陈思和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提出了”新文学整体观”这一概念，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关于文学史分期的讨论中有着巨大地影响，也影响了此后研究的进程。本文在充分肯定其文学价值的基础上，就其中的某些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陈思和；新文学整体观；现代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于文学来说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关于文学史的问题曾在八十年代有了两次争论。一次是在1985年左右，1985年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三人发表了《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1986年9月开展了关于文学史分期的讨论会，1987年陈思和借《中国新文学整体观》这本书提出了”新文学整体观”这一概念。第二次是在1989年，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艺》设”重写文学史”的专栏，又掀起了一股关于文学史争论的一个小高潮。 我们所熟知的现当代文学是以政治史为标准进行的分期，五四文学、左脸文学、民族解放战争下的文学、”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单从这些对各个时期的称谓上来看，社会政治性的气息都会扑面而来，而这些时期的划分分别是以十月革命、大革命失败、七七事变、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为起点，是否能让我们真正地认识到我们所接受到的文学史是以政治利益出发叙述文学发展的过程，而不是追求文学史的本来面貌的完整呈现的史，这更不用说在文学史写作过程中对作家作品的筛选，对文学内容的宣扬。而这种方式忽略了文学本体，对文学自身的全面认识和自身发展均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八十年代现代文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死胡同，”现代文学目前研究队伍过于宏大，研究思路过于狭窄，以致于出现了学问越做越细，越做越小的趋向”[1]，”越来越细的学科分野，越来越严格的操作规则，越来越艰涩的学术语言，在推进具体学术命题的同时会逐渐冲淡研究者与现实生活的关系”[2]。故他们亟需找到一种新的研究思路来解决他们所认识到的问题，摆脱所面临的困境。 关于文学史分期的问题，研究者们争论不休，主要有三种观点：上文提到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另外是陈思和的”新文学整体观”、陈学超吸收海外学者王德威”没有晚晴，何来五四”这一观念提出的打通近代和现代。其中前两种观点的影响可以说是十分深远的。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强调的是世纪文学，这一概念将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打通，强调近代与现代的深刻关联，中国文学在二十世纪充分吸收西方文学的理念和创作方法，中国开始了文学的觉醒，揭示了从文学本体认识文学史的可能性。对于当时窘迫的现代文学研究现状，世纪文学的提出无疑给学科带来了新的增长点。首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将文学放置于世界文学这一大的框架中去审视和考察，在横向上拓宽了研究的视野，将近代文学纳入体系中，又表现了当代文学的承接关系，在纵向上使现代文学拥有了历史的纵深感。 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最大的贡献是为晚晴留下了空间，那么”新文学整体观”的最大作用便是将当代文学的研究纳入到我们的视野。陈思和的”整体观的研究方法主要特点是由当代回到过去，由过去走向当代的一个双向比较分析的过程。”[3]”新文学整体观”这一概念最早是陈思和在1985年3月《复旦学报》上发表的《新文学史研究的整体论》提出的，在他看来，新文学的发展是一个圆形轨迹，总会出现一些循环往复的现象，而发现、挖掘这些文学现象内在的相似性，成了整合文学史的一个关键。 书中提出了很多新颖的观点，如现实战斗精神、圆形结构、忏悔精神等等，给研究界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结合陈思和后来提出的”战时文化心理”“共名与无名”“民间文学”“人文精神寻思”，笔者更多看到的是一个学者试图建立自己理论的努力，这种努力背后所显示的学者风范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具有独特的意义，对以后的学者思想的改变、研究侧重、研究目的等有着很大的启示作用，使研究更多的是重新建构，而不是人云亦云。这本书对文学史分期的看法更具有爆炸性的影响，它”否定人为的现代和当代的划界，去除了现当代中国文学与传统文化和西方影响的障壁”[4]。打破了文学史固有图景，对”一元化公论”造成了有力的冲击，展示了文学史本身的内在机制，让我们的眼光挣脱了教科书的束缚，启发我们用一种全新的视角去接触文学史本身、文学本体。 但是一个理论的提出必定有其不尽善尽美的地方，而笔者在这里充分认识到其缺陷并不是要将这本书指责的一无是处，只是就其中的部分内容表达出自己的观点，而且笔者坚持认为只有正确的认识到一种方法或者一种观点的缺陷，才可以称得上真正的理解，才能发现更宽广的发展空间。 首先从出发点上来看，陈思和试图打破政治对文学的控制，他认为以政治标准对文学这一人类活动进行认为的划分不能很好地体现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妨碍了对新文学的研究，他认为1949年后的文学知识在地域范围上发生了改变，而并未发生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