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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侨汇之数额估计及社会影响 　　本文中的“侨汇”是指华侨寄给其国内亲属的钱款。侨汇是晚清时期海外华侨对中国经济的最主要贡献。由于记载清代侨汇的资料分散及侨汇进入中国方式的复杂等因素，国内外学术界对清代侨汇的研究还显得比较薄弱。本文主要以来自南洋地区和美国的侨汇为例，试图较系统地研究清代尤其是晚清的侨汇问题，以期从一个侧面较客观地认识当时华侨与中国的互动关系。 　　 　　一、清代侨汇产生的背景 　　 　　清代侨汇的产生主要是由华侨男、女性别比例的悬殊和中国人孝、悌的传统观念所决定的。清代华侨大部分是男子，而且其中多数人把其家庭成员留在家乡。20世纪初以来，虽然也有人携家庭成员出国，但数量极少。直至二战前，华侨仍大部分是男性。1860年在美国的华侨的男、女比例是18比1；至1890年，这一比例继续扩大，达到20多比1。在南洋地区，华侨的男、女比例差距更大，如1891年新加坡华侨的男、女比例是47比1。在华侨移民较早的西婆罗洲(加里曼丹)，华侨的男、女比例虽没有这么大，但亦存在一定的差距。如1880年该处华侨的男、女比例是10比5.83，1905年是10比6.38。华侨男、女比例的悬殊源于清代华侨多数是男子，其妻子、儿女、父母及姐妹等仍留在家乡，主要依靠华侨的接济和赡养，这就使华侨与家乡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侨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侨汇是华侨与家乡保持联系的最主要方式。 　　清代侨汇的产生还与中国人重视孝、悌的传统观念有关。孝、悌观念使得中国人形成了敬老、养亲的传统美德，因而多数华侨到侨居地后都尽其所能汇款接济家眷，发达者则兼济亲友甚而捐助公益事业。正如D?K?库尔普在其名著《华南的乡村生活》(Country Life in SouthChina)中提到的：“在中国的每一阶层中，‘孝’是深人人心的传统观念。海外华人严格地遵守孝道的最明显证明，莫过于每年大量地汇款回国，以孝敬父母。” 　　 　　二、鸦片战争前侨汇数额之估计 　　 　　鸦片战争前即有华侨将钱款汇回或携返家乡。据印尼史专家范列尔(Van Leur)的研究，1637年居住在苏门答腊胡椒港占卑的15名华人人均寄回家乡40西班牙银元。在婆罗洲矿区，据拉弗尔斯(Thomas Stamford Raffles)的计算，19世纪初华侨每年携返或汇到中国的钱款约200万西班牙银元。在槟榔屿，1838年该地大约有3000名华侨，平均每年将约1万西班牙银元汇回家乡。据新加坡华人富商佘有进估计，1846年至1847年海峡殖民地华人每年汇回中国的钱款在3万至7万海峡元之间。当时该地华人人数估计为3.4万人，他们每人年均汇款约0.9至2.1西班牙银元。参照1838年槟榔屿华人年均汇款数和余有进估计的1846年至1847年海峡华人年均汇款数，范列尔和拉弗尔斯对华人汇款明显高估了，可能是包含了数量不小的贸易汇款。 　　鸦片战争前，中国向海外移民的地方主要是南洋地区。当时新加坡、菲律宾、槟榔屿等地的华商较多，他们的经济实力和汇款能力较强。印尼的土生华人比例大，因而他们向中国汇款的比例低。暹罗华人定居并与当地通婚成家者多，他们向中国汇款的比例亦低。17世纪初南洋华侨人数估计有10万人，之后南洋华侨人数继续增长，至鸦片战争前，估计有150万人。参照余有进估计的海峡殖民地华人汇款数，可估计出鸦片战争之前清代的侨汇规模：清初之侨汇数年均为约9万西班牙银元(按华侨每人年均汇款数约O，9西班牙银元计算)，约折合6.453万两银子；鸦片战争前之侨汇数年均为约315万西班牙银元(按华侨每人年均汇款数约2.1西班牙银元计算)，约折合225.855万两银子。 　　 　　三、晚清来自南洋与美国的侨汇数额之分别估计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华帝国闭关自守的大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准许中国人与英、法立约出国，在两国所属各处或海外别地承工，由此打开了西方列强掠夺和招募华工的方便之门，中国人以契约华工身份出国也形成高潮。据统计，1800年至1925年，海外的华工人数达300万，其中绝大多数是在1850年至1900年间出国的。海外华工人数的增加，及19世纪70、80年代起清政府先后在南洋和美洲等地设立领事馆保护华侨的利益，使得晚清华侨与其家乡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侨汇也越来越多。因华侨汇款的方式多样，所以很难准确估算晚清侨汇的数量，笔者只能根据收集到的资料，在分别估计南洋与美国侨汇数的基础上估计晚清侨汇的规模。 　　(一)南洋侨汇数额之估计 　　据1890年薛福成的估计，新加坡“设立领事已十三年……而商佣十四五万人其前后携寄回华者，当亦不下一二千万两”。据此可估算，1877年至1890年，新加坡华人每年寄回或携返中国的钱款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