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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制度正义性建设 　　摘要：制度和价值观存在着相互统一、相互促进的正相关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和集中体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现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和保障。但在现阶段，由于制度建设的滞后性，体现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仅以意识形态形式存在，并没有纳入制度安排，制度的伦理精神缺位现象非常突出，从而导致了制度非正义性的存在，制约了制度支撑和保障作用的发挥。因此，必须着力推进制度正义性建设，以制度的刚性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现。 关键词：制度；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正义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2-0063-004 一、制度与价值观存在着相互统一、 相互促进的正相关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诺斯指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1]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罗尔斯也指出：“制度理解为一种公开的规范体系，这一体系确定职务和地位及他们的权利、义务、权力、豁免等。”[2]50可见，制度是建立在一定价值理念基础上的人们必须遵守的规则体系，它本身蕴涵着一定的道德伦理观念，用以规范人们的行为，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 从制度的内涵来看，制度和价值观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一方面，价值观为制度设计提供重要的价值准则，是制度形成的基础，并引领着制度创新。“制度中蕴涵着文化基因，是人们的伦理关系、价值关系及其评判尺度的现实凝结物。”[3]比如，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体现的是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取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则体现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等奋斗目标。可见，“每一制度的具体安排都要受一定的伦理观念的支配，制度不过是一定伦理观念的具体化，是结构化、程式化的伦理精神。”[4] 不仅如此，价值观还通过对旧制度的批判和对旧的价值体系的否定引领着制度创新。启蒙运动为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我国的新文化运动更是为社会大变革提供了先进的思想指导；改革开放以来，正是三次思想解放引领了社会主义制度创新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价值观的变革对制度创新总是起着先导作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另一方面，制度形成以后，会把伦理精神制度化，成为社会各阶层达成道德共识的基础，用以强制性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为价值观的实现提供基本保障。“制度建立的规范、惯例和做事程序，在长期的作用下，就会使人们形成行为习惯乃至内化为个人的自我价值取向，对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而制度的强制惩戒性又使其具有遏制作用。因此，制度对人的行为具有强烈的型塑性和直接的匡正性。”[5]也就是说，通过制度的强制性作用，他律性的道德要求会内化为自律性的道德意识，从而促使人们自觉地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制度所倡导的价值观的要求。 所以，制度与价值观是正相关关系，二者是相互统一、相互促进的。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准则，并不断引领着社会主义制度创新；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和集中体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现提供了支撑和保障。 二、现阶段伦理精神缺位导致的制度 非正义性制约了制度支撑和保障作用的发挥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2]1为此，罗尔斯提出了著名的“两个正义原则”，作为构建正义社会的基本制度所应遵循的原则：第一，“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力。”[2]4即“平等自由原则”。这一原则主要适用于分配权利和义务，以保障公民拥有平等的自由权利。第二，“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这样安排：（1）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2）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2]84即“差别原则”和“机会平等原则”。这一原则主要适用于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以及职务和地位的设计。其中“机会平等原则”优于“差别原则”。也就是说，应在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的条件下，来安排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而且这种安排应当以最少受惠者即社会弱势群体获得最大利益为前提，以此来保证即使在不平等条件下所有人的利益都能得到提高。可见这一原则关注的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主张应当有差别地对待不同的人，以便在不公平的社会现实中，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机会和利益上的补偿。 从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出发，笔者认为，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体现了正义性，但一些具体政策措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一定冲突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