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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洛克时期中西方音乐对比探究 　　摘 要：经过文艺复兴200多年的思想孕育，欧洲音乐在巴洛克时期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大师辈出、佳作不断、理论迭出，而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余晖”―康乾盛世前期，中国传统音乐类型细化，说唱、民歌、戏曲、歌舞音乐、器乐等形成了自身特有的体系。 关键词：巴洛克；西方音乐；中国音乐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9-0089-02 巴洛克一词源自葡萄牙文，原意是形状不规则的珍珠。原用于17世纪的意大利建筑，以复杂迂回的曲线，夸张的纹路，华丽的造型去表现动感和情调。一改文艺复兴时期的简单朴素、庄严明净、平衡匀称的风格，变得富丽堂皇、宏伟壮观、热情如火、精雕细琢富有感性的吸引力。它强调情感的表现和充满戏剧性的对比，在细节上又非常注重装饰性。科学和文化在巴洛克时期的发展，特别是实验科学的进步，成为新音乐风格的一个重要来源。巴洛克时期大约为1600―1750年。经历了欧洲历史上复杂动荡的一个半世纪。此时的欧洲正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 此时的中国恰好是明朝末年至清朝的“康雍乾”盛世时期。是中国封建经济获得高度发展的时期。经济方面，明中叶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但在封建制度的严重束缚下，发展缓慢。文化方面，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和八股文，大量篡改和禁毁书籍，大兴文字狱，迫害进步文人，鼓励文人钻进故纸堆里去进行为考古而考古的工作。音乐方面，清政府及其御用文人，大力提倡《雅乐》。在音乐理论上，复古保守思想，表现得极为突出。 巴洛克时期，西方音乐的艺术保护制有原来的教会一家为主逐渐演变为教会、贵族和市民三家，在德国，这三者音乐的音乐界限比较分明。天主教及新教各有自己的中心，贵族诸侯保持着自己的音乐领地，新兴城市市民的音乐文化在巴洛克时期逐渐走向独立和发展，因此三者同时并存，这对德国音乐的迅猛发展提供了极大空间，对于德国音乐后来居上的发展不无关系。 此时的职业艺术家们，尽管他们有时因为进行创作较为有利可图的作品而获得丰厚的经济利益，但其社会地位比较低下，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因此他们多依附于贵族、宫廷、市政府或教会，以获得经济上的保障。他们与雇主之间的关系具有较强的封建性而不像资本主义的雇用关系。无论他们的创作水平如何之高，名声如何之大，他们必须要对主人的要求谱写音乐，演奏音乐，在教会服务的音乐家除了为教会谱写音乐、演奏音乐外，还要教授唱诗班的男孩子各种音乐知识和技能。为市政府服务的音乐家也要给业余音乐俱乐部以及学校的音乐社团甚至私人家庭或咖啡馆、旅店服务，当歌剧出现后，也需要为歌剧换服务。与此同时，音乐家的分工越来越细，逐渐趋于专业化，创作和表演分离，出现了职业的作曲家和演奏家。中国古代的音乐家地位历来低下，技艺再高潮，影响力再大，社会地位的改变并不大，清朝更是如此，此时中国音乐的重要特征是中国传统音乐逐渐分类细化，说唱、民歌、戏曲、歌舞音乐、器乐等形成了自身特有的体系。中国明清时期音乐技术的专业化不及欧洲，很多民间艺人都是处于自生自灭的生存状态之中，因此中国传统音乐没有走向欧洲意义上的作曲家音乐体系。 在十二平均律流行之前欧洲盛行了数百年之久的律制，渐渐显示出其局限性，与当时音乐发展相悖。在这种迫在眉睫的音乐实践需要下，十八世纪上半叶，十二平均律在音乐实践中诞生和完善了。巴赫《平均律钢琴曲集》便是十二平均律在实践中确立的标志。而作为“新法密律”的十二平均律，最早从理论上将之实现的是明代王子朱载?，他的研究成果最初见于1581年的《律历融通》中，这是世界音乐史上最早用等比数音律系统阐明十二平均律的理论，朱载?将倾其毕生心血的著作呈献朝廷之后，却被打入冷宫，致使我国对于十二平均律应用于音乐实践，推迟了三百多年。而拉莫和巴赫的实践共同标志着在音乐艺术诞生数千年之后乐器音乐成熟了，从而结束了歌唱音乐独霸的历史，而且乐器音乐反过来又强烈地影响了歌唱音乐，使音乐艺术的整个面貌发生了质的变化。 随着十二平均律的广泛运用，此时期的欧洲音乐形成了完整的大小调体系，随着器乐音乐的大力发展和复调音乐的声乐形式逐渐向和声性器乐形式转变，创作实践提出了简化和声系统的要求。1722年法国音乐家拉莫的《和声学》便顺应了这个要求，从而奠定了现代音乐理论的基础。当大小调体系逐渐统一欧洲之后，原本丰富多样的教会调式和各民族的调式却受到严重的限制，调性系统蓬勃发展，给音乐表现带来了无限的变化，奠定了往后300年音乐的墓础。而中国此时明末清初，音乐选材更多的来自于民间。明清时期进步知识分子的音乐与音乐理论具有相当强烈的反抗性和思想性，所以明清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便极力加强对他们的控制。统治者一方面利用各种音乐为他们的统治服务，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