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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统社会中情理法特征 　　内容提要 在我国传统社会中，情理法的关系相互融合共生，“法不外乎人情”，礼（理）为“人事之仪则”和“情则为理之维”都体现了情理法的互动互生的特征，总体上来说情理法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法统情理、理涵情法、情融理法的特点。这与西方的情理观明显不同，西方理性主义在黑格尔那里发展到了高峰以后，19世纪后半期非理性主义开始兴起，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信仰、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的作用，这种重视非理性因素的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共同构成了现代西方两种基本的哲学思潮。 关键词：情理法交互融合互动共生 作者胡克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人类追求公平正义的天性及情感的内在性和首要性决定了人们对情理法的探求永不会停止。西方自古希腊哲学开创情与理的对话以来，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笛卡尔、休谟、康德，以至舍勒、萨特、弗洛伊德等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今天有关情理法的争论仍在进行。中国社会的情理特征决定了社会个体的所作所为不但要合乎法的尺度，更要合乎情与理的要求，特别是在差序格局当中，“圈子”内外、“圆心”周围，情理法成为左右人们为人处事的重要力量，有时候情与理有着比法更为重要的地位。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情理法三者交互融合，互动共生，法统情理、理涵情法、情融理法三位一体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独有的现象。 一、西方社会的情理观演进 在西方，情感与理性的关系更为密切一些，西方崇尚理性主义的传统和情感研究的局限性决定了理性的主导地位，但后来非理性主义的兴起使人们开始重视非理性因素的作用，并成为19世纪后半期以来的主要哲学思潮。 在古希腊时期，情感与理性的对话主要体现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三位大哲学家的观点当中。苏格拉底崇尚知识，认为“美德即知识”，因而激情必须要接受理性的控制，知识才是人类快乐、痛苦等情感的根源，苏格拉底从“自制”和“纵欲”的角度对理性和情感进行了区分，前者是合乎理性的欲望，是一种至善的追求，后者则是追求快感的欲望。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的理性占主导地位的情理观，认为情绪具有相对原始的、不可靠的特点，需要理性的控制。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赋予了理性以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只有具有充分理性的人才能成为最高统治者。亚里士多德虽然也把理性置于主导地位，但他肯定了情绪的合理作用，认为情绪与一定的知识和品德相联系，它可以影响人们认识的方向、行为和动力。亚里士多德进而指明了认识情绪的方法，如愤怒，“应区分人们在什么境状下会发怒，人们习惯于对什么人发怒，以及人们在什么样的事情上会发怒。如果知其中一二，却不知全部三端，我们就不能致使人们发怒；这同样适用于其他各种激情。”①总的来说，古希腊时期的情理观中人们是崇尚理性的，人们对情感的认识主要限于那些原始的、本能性的情感，因而是不全面的。在中世纪时期，随着人们对情感的认识更加深入，人们也越来越肯定了情感的作用，特别是在文艺复兴时期，人的解放被置于首位，人的情感世界也得到了重视，其中既有情理对立的观点，也有情理一致的观点。十八、十九世纪初期是理性主义致胜的时代，心理科学和行为科学的发展使人们对情感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如詹姆士提出的人们因为逃跑而害怕的观点使人们对情感的认识超出了一般的经验性的观点，但是这一时期人们在情理关系上仍然认为理性是首要的，具有决定作用，情感是第二位的，是次要的。这一观点在二元论者笛卡尔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笛卡尔认为情绪是消极的，是灵魂的低级部分，要由理性来控制。与此相反，休谟则认为理性是情感的奴隶，“理性是，并且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除了服务和服从情感，再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职务。”②尽管如此，休谟并不反对理性，但他认为理性并不总是对的，情绪则构成了人们行为的动力和源泉。康德继承了柏拉图的知情意的划分，但康德发展了知情意的内涵，试图通过情感将认识与道德连通起来，这也使康德在认识情感能力上有了独特的视角，他不同于以往的情感研究主要是在经验层面上的努力尝试，而是试图通过认识的角度来提示情感能力的本质。人的理性本身就是一种认识能力，当康德从认识的角度来研究情感时，康德的情理观也就有了共同的基础。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揭示了理性能力是先验的，回答了形而上学何以可能和如何可能的问题。康德把情感分为自然情感和道德情感，前者是感官对外界刺激反应的结果，后者则是内心的道德法则所产生的情感。“感性的状况（内感官受刺激的状况）要么是一种病理学的情感，要么是一种道德的情感。――前者是一种先行于法则的表象的情感，而后者则只能是继法则的表象而起的情感。”③此外，康德还用了感性情感和智性情感两个概念，感性情感来源于人们的感觉，主体感受的差异性决定了感觉的不同，因此它不可能是先天的。不过，智性情感可以由概念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