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中国基层教育权力格局重构和其意义.docVIP

清末民初中国基层教育权力格局重构和其意义 　　摘要：清末民初，民众、士绅共同构成的教育权力共同体随着国家教育权力的向下延伸而逐渐解体，国家代替民众和士绅掌握了对县以下教育的主导权和决定权。通过统一学制的建立和教育行政权的上收，教育脱离私人属性，成为国家的事业。这一变化顺应了国家权力向下发展的历史趋势，也为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以及社会整体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关键词：清末民初；基层学校；教育权；权力格局；重构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6?0248?04 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教育经历了由以私塾为代表的旧教育向以学堂、学校为代表的新教育的转变。这一时期，新教育成为国家权力极力倡导的“显学”，而旧教育则受到前所未有的排挤和打压。新旧教育在社会基层的消长，不仅仅是两种教育形态之间的矛盾的体现，它更加反映了国家与民间对基层教育权力争夺的态势。国家（或政府）、民众、教师作为权力主体所构成的基层教育权力格局在这一时期发生剧烈变化，直接影响了中国教育的发展。 一、清末民初前民间教育权力的基本 格局 （一） 民间教育权的自主――私塾 “私塾”涵盖了民间3类教育机构：个人或家族延请教师来家教授本家、本族子弟的专馆；教师个人利用闲置房屋，招揽附近儿童就读的散馆；村庄内各家联合聘请教师、分摊经费而设立的村学。 清末民初前，私塾是中国民间基层最为普遍的教育组织，发展到明清时期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形制。这种传统的学校具有相对固定的教学参与主体、教学内容和教学组织形式、教学安排等，虽然没有明文的规定，但因其长期存在，各地私塾办学模式趋于一致，因此成为中国民间“惯行”的学校教育制度。 民众与士绅是私塾教育的主体。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国家权力的直接影响往往只能止于州县一级。县 级以下的教育同其他社会事务一样，不在国家直接掌控范围之内。国家对民间基层的干涉主要是出于维持皇朝统治、征收赋税的考虑，如果在与这两者不发生冲突的前提下，民间在很多事务中享有自主权力，教育权就是其中一项。清末民初前，基层教育基本上由民间掌握，民众与塾师共同作为主体行使教育权，而国家或官府的影响十分有限。 民众是共同体的主体，但士绅对其的影响相当大。士绅往往是民间为数不多的能够掌握一定文化知识的人，他们对于教育的影响一般分两种，一种是利用自己的学识和威望，组织民众入学、倡导民间各种文化教育活动。另外一种则直接参与日常教学，成为塾师。民众不仅修书写信要求助于他们，乡间争讼、宣谕教化、婚丧嫁娶等重要的事件和仪式，塾师也往往参与其中，因此，塾师和其他士绅一道，在乡间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精英”的地位。 民众虽然拥有教育权力，但须依托士绅的实际教育教学得以实现。私塾教育通常是儿童的启蒙教育，是为儿童日后发展打基础的教育，作用非常巨大。塾师对于学生的影响也是潜移默化的。可以说塾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深刻地影响学生的前途。因此，一旦将孩子送入私塾，家长往往自动便将自身的教育权让渡给民间的文化代表――塾师。塾师对教育的选择直接决定民间教育的走向。 （二） 国家权力的渗透：义学与社学 如果民众无意自主接受私塾教育，长期以往则会导致许多社会问题。诸如民风剽悍、命案迭起、争讼 纷乱，将严重影响地方的稳定。我国古代，多采取长老治理、乡规民约的形式，通过民间力量实行自我管理。宋元以后，国家开始提倡兴办义学、社学，在民间基层建立具有官方背景的教育机构，希望使民众从小就开始接触礼义熏陶，从而改善民风。 从教育内容、方法及形制上，义学、社学除更加偏重社会教化以外，与私塾区别并不明显。其最大的不同表现在办学主体的差异。 义学多为官民合办。由于在义学的设立和推广过程中，官府或官员的力量始终参与其中进行推动，因此义学的发展已经脱离了私塾的自发性，而呈现出由官方引导、民间跟从的趋势。官方将更多的教育责任置于自身的肩上，开始对农村基层的教育进行直接的影响和干预，而不再放任其发展。义学也成为民间教育由完全民办向官民合办过渡的一种形式，也是国家教育权力向下渗透的一种表现。 社学更体现为由官方明令推动，官府或具有官方背景的个人出资，并由官方选聘具有官学教育背景的文化人作为教师，尤其是社学生优异者有被选拔进入官学的个案，国家教育意志主动向民间领域渗透和延伸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但这种官方背景深厚的尝试未能持续很久，清中期以后，各地社学因各种原因渐次停撤[1]（276），逐渐萎缩。而民间自发的私塾和官民合办的义学仍然在民间活跃地发展，并且覆盖程度很高。 可以看出，到专制统治的高峰时期，民间或出于主动或迫于被动，对国家权力的渗透表现出基本抵制、有限接纳的态度。官民合办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