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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日本教习和清末新教育 　　摘 要：日本教习在华的历史，真正算起来只有清末短暂的十年。尽管如此，在中日教育交流史上，它仍留下了难以泯灭的痕迹。日本教习在清末的兴起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尤其和近代中日文化地位的逆转关系紧密。短暂的兴盛之后，日本教习又逐渐在中国销声匿迹了，这与近代中国多变的内外形势又紧密相连，解读日本教习在华的兴衰过程，于今非难事，却实为有益。 关键词：文化；逆转日本教习；新教育 一、中日文化地位的逆转 以鸦片战争为界，中国与日本的文化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在鸦片战争之前漫长的古代，中国对日以文化输出为主。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尤其是在古代，无论在文化上或是其他方面都很落后的，可是和其相近的中国，却早就具有世界上先进的文明和发达的生产技术；因此日本从中国吸收先进文明，以帮助其社会的发展。然而进入近代以后，由于中国长期闭关锁国导致的落后和日本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而迅速的崛起，中国文化的水平、程度终于渐渐远远落后于日本了。 1840年以前的中国，一言以蔽之：“闭关锁国”。日本的封建统治者也曾一度是闭关锁国的。两国几乎同时在19世纪中叶被西方列强敲开了门户。然而，在开放的数十年里，两国的结果却南辕北辙，迥然不同！日本在开放中迅速崛起，耸立于世界强国之林；而中国在开放中一再延误，一步一步沦入半殖民地的深渊。然而日本民族具有两大特性，一是善于吸取别国的经验教训；二是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从教育交流史的角度观之，鸦片战争促使日本知识分子重新估价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自古以来.中国在日本人眼里是堂堂文明礼仪之邦，这次居然会被一个“夷狄小国”的英国所打败，这大大震惊了日本。日本人群起分析中国战败的原因，有的认为清政府政治腐败、武备不修.是失败负主要原因；有的进一步认为中国的儒学教育，沉缅于烦琐考据和空洞无物的八股文，脱离实际，无补时艰。他们从中国儒学的误国中反思其本国的儒学，如果日本沦为西方的殖民地，“恐世之儒者终亦不能逃其罪也”①，日本正是从对鸦片战争的反思中，开始认识到中国儒学教育空疏无用。日本若要免蹈中国的覆辙，唯有改弦更张，放弃几千年来学习中国文化、唯中国马首是瞻的做法，迅速、全面地转向学习西方。 日本学习对象的转换，不仅使日本很快崛起，同时也导致中日文化关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虽然也有林则徐、魏源等少数有识之士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无奈顽固保守势力的极力抗拒，中国近代化的步履十分艰难。中日两国间的文化关系，在近一个世纪以来，就和水的由高而低，由水平相似而逆倒流转一样。日本在吸收西洋文化之初，翻刻汉译西洋文化书物，说明那时候中国在文化水平上还高于日本，所以还有力量和可能输出；但没有多久，目为小邦的日本，竟远远的走在中国面前，在1894年到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一举而战胜了老大帝国，再举而击败当时夸称世界列强之一的沙俄。这时候才使保守、顽固的中国统治者大吃一惊；中国，尽管有优秀的文化传统，地大物博等的自然条件，但在近代文化面前，这些优越的条件起不了大作用，日本反而走在中国前面，使中国在近代化过程中，不得不转向日本来学习、吸收了。 二、引进日本教习的历史动因 在甲午战争之前大多数中国人对日本尚不屑一顾。甲午一战，中华帝国惨败于日本之手时，如同当头棒喝，中国朝野上下受到极大震撼；特别是一批维新派知识分子起而探寻日本得以迅速富强的原因，进而提出了“以强敌为师”的口号。由于这次战争充分暴露了中国的腐败无能，日本人的中国观也由敬重转变为轻视。当时的中国维新派有如下几点考虑：一是认为日本学习西方已卓有成效；中国通过日本学习西方，事半功倍。二是认为日本维新模式通过天皇自上而下推行改革最为理想，想法国、美国那样采用暴力手段，“流血盈野，死人如麻”，中国万不可仿效。三是认为以日本为师有诸多便利，如地理相近，风俗相似，文字易懂等。 学习和模仿日本。1898-1904年间，1898年，维新派促就清廷确立向日本派遣有学生的国策。同时，以张之洞为首的一批封疆大吏、部院重臣极力主张遴选在职官员和学生去日本游历游学。戊戌变法时期，京师大学堂是中国在教育上仿效日本的最初尝试。戊戌变法虽然失败，1901年之后，随着清末新政的举办，学习日本教育的政策没有中断反而大大地推进了。当时国人学习日本教育的心情很急切。清末学习日本教育的过程，只要通过两大群体同时推进的：一是考察学务官绅；二是官自费游日学生。在这方面中国放下先生的架子②，主动向昔日的弟子求教；日本则以后起之秀的骄傲，表现出热情和合作。移植日本学制。1904以后，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标志着中国的近代学制正式确立。中国开始了全国范围内以日本为楷模的教育改革。而1904年由张之洞、张百熙和荣庆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是清廷模仿日本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