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思想的跨文化启示.docVIP

巴赫金思想的跨文化启示 　　从欧洲的角度来说，19世纪的问题是经济，而20世纪以来的问题是文化，或者说是价值观的问题。实际上，不仅欧洲是如此，对于从殖民地状态解放出来的边缘国家更是如此，虽然他们也还面临着欧洲已经解决了的普遍生存问题。但文化（或曰民族价值观）问题涉及国家或民族形象的重塑，到了20世纪，尤其是二战之后，当欧洲放弃了公开的经济侵略，而以文化侵略的方式试图统治世界的时候，后发国家的文化身份危机就越发突出。因此，所谓“跨文化”就成为我们重新寻找文化身份定位的一个重要策略。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就强调文化沟通，但却始终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误区，最典型的就是“寻根”说。当我们面对纷纭复杂的异文化类型的时候，失语的恐惧成为文化研究的主导心态。跨文化研究需要一种方法论指导。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我再次读到程正民先生的巴赫金研究著作《跨文化研究与巴赫金诗学》时，觉得这一问题得到了进一步的回应。 　　一 　　在20世纪欧洲的文化研究大背景下，巴赫金并不是一个以法兰克福意义上的文化研究而著称的人物，他一直自称“哲学家”。但巴赫金却又不是欧洲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他是20世纪语言论哲学框架内的哲学家，尽管他受到德国古典哲学的深刻影响，但与康德、黑格尔不同，他的哲学是以“事件”为基础的。在他这里，所有哲学问题都在事件中显现，或者反过来说，只有事件才能结晶出哲学问题。但巴赫金所关注的事件又不同于西欧文化研究学派的历史事件、社会文化事件，他所赖以建立其哲学思想的是民间文化“事件”和文学“事件”。对具体社会事件的疏离当然是苏联高压政治时期的无奈之举，但更主要的是，巴赫金发现了民间文化与文学叙事之间的隐秘联系，这就是“对话”，即消解绝对主体的哲学诉求。民间文化的对话立场不难理解，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它是人类文化进化史上不断被改造、被舍弃的部分，新的群居生活方式（城市）、新的经济模式（资本运作）、新的社会规则（契约法律）等，都要求在较为原始的群居时代所形成的民间文化退隐。因此，民间文化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本来扮演的就是边缘角色，一直被官方文化和精英文化的话语所压制；从压制者身上当然不会产生对话动因，而只有被剥夺了发声权利的一方才会主张挑战性对话。那么，文学叙事的对话立场是从哪里来的呢？巴赫金是这样理解的，他说：“文学在自己的内容里反映着意识形态视野，亦即异己的非艺术的（伦理的、认识的等）意识形态构成物。不过，文学本身在反映这些异己的符号的同时，也创造新的形式、新的意识形态交流符号。这些符号，即文学作品逐渐成为人们周围的社会现实的实际的一部分。在反映某种在它们之外的东西的同时，文学作品也成为意识形态环境中有自身价值的特殊的现象。它们的用处不能仅仅归结为反映其他意识形态要素的辅助的技术作用。它们有自己独立的意识形态作用和自己折射社会经济存在的类型。”[1]也就是说，文学不是如传统所理解的只是对现实的反映，而是以自己的方式来介入现实、宣示自己的存在，将这种存在变为现实的一部分，其实际的效应就是挑战现实（伦理的、认识的等）。巴赫金为了充分说明这一点，他刻意选择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作为对象加以研究，原因就在于他们的作品与民间文化的隐秘相通之处，即由民间的狂欢节文化抽绎而成的狂欢式结构，在这两个作家的作品中得到了艺术的共鸣―――“复调”和“粗鄙化”。可以说，巴赫金的对话哲学就是建立在这样的文学与文化事件之上的。―――而这些，正是由程正民先生所概括而成的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程先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专注于巴赫金的研究，是国内最早从巴赫金的思想中抽绎出其“文化诗学”的学者，也是最早系统阐述其文化诗学理论的学者。此前有些学者已经注意到巴赫金对民间文化及其相关诗学的论述，如吴元迈、钱中文、夏仲翼等先生，都对巴赫金的文学理论进行过诸如从历史功能、叙事功能等角度的论述，也提出过狂欢化诗学、对话诗学等概念，但都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国外的研究者对巴赫金的文学理论也有过不同的命名，如历史诗学、社会学诗学、语言诗学等，但在程先生之前还没有人从“文化诗学”的高度对其加以系统的研究。 　　程先生进行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研究的时候，正是国内的文学批评界发生“文化研究”转向的时期。但这种转向明显受到欧洲文化研究学派的影响，主要是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这两个学派其实是社会学学派，而不是文学批评流派，但在中国的整体文化氛围中，社会学却基本上没有社会市场。因此，它只有借助于文学艺术的批评来显示自己的存在，而这一点也成为大量文学研究者的突破点。但这同时也就产生了两个倾向，一种倾向是把文学研究变成社会研究，当年文学理论这门学科出现时大量学者致力于建立的“文学性”维度被消解了；另一种倾向是“泛文艺化”，即所谓“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同样的道理，“文学性”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在这种态势之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