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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风雨路 拳拳职教情 　　今年，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立社一百周年。一百年，一路走来，是风雨兼程的跋涉，是奋斗不息的前行；一百年来，有教育救国的爱国信念，也有心系百姓的为民情怀；有一直传承的黄炎培职教思想宝贵精神财富，也有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温暖工程。一百年来，中华职业教育社一直不忘初心，在希望中前行。 　　?教先河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商业获得了快速发展，急于扩大再生产的工商业亟需大批懂技术和管理的人才。但当时的中国教育界仍然没有摆脱“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想，“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也使学生大多耻于用手，技能人才的匮乏，成为当时民族工商业界深为忧虑的重大问题。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政治动荡，民生凋零，为了实现强国富民之梦，以蔡元培、黄炎培为代表的爱国知识分子将目光集中到职教救国这一主张上。当时担任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的黄炎培，在考察了国内教育现状后，深切感到了中国教育和生产相脱节的弊端之所在。 　　1915年，黄炎培随游美实业团访问美国，目睹了美国职业教育的成绩，迫切地感到在中国推行职业教育的必要性。他认为，“今后之富国政策，将取径于职业教育”，立下了要沟通教育与职业，用职业教育来振兴民族工商业、解决民众生计问题的人生宏愿。他后来回忆说“中华职业教育社就创立在利国富民一念上”。 　　1917年5月6日，经过长期的考察与准备，黄炎培联合蔡元培、梁启超、张謇、宋汉章等48名教育界、实业界的知名人士，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不仅面向教育界，而且面向工商界，拉开了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快速发展的帷幕。 　　中华职业教育社提出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谋个性之发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这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成立得到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捐助，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向中华职业教育社捐赠了1万叨银（新加坡货币），黎元洪、穆藕初、顾维钧，商务印书馆、中华劝工银行等各界人士和机构都向中华职业教育社做了数额不等的捐赠。 　　为了举例示人，中华职业教育社于1918年6月创办了中华职业学校。该校以“敬业乐群”为校训，倡导“劳工神圣”，把尊重劳动列为学生入学《誓约书》的第一条。学校开设了铁工、木工、珐琅、钮扣等直接面向社会需求的实用科目，并设立实习工场，最大限度地培养学生手脑并用的能力，中华职业学校也因此被誉为当时“最富实验性的”学校。华罗庚、顾准、秦怡等都曾是中华职业学校的学生。当时适逢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正处高潮，中华职教社对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也给予了大力支持，不仅动员大批人力、物力，协助上海华法教育会办理勤工俭学生的来往接送、食宿、订购船票等事宜，还于1919年在中华职业学校附设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科招收学生，录取了张闻天、熊锐、华印椿等40人，学习后送往法国（张闻天因故未能赴法）。 　　为了研究、推行和宣传职业教育，19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了《教育与职业》杂志；1921 年又发起主办了全国职业学校联合会，并逐步发展成为当时全国职教界的一大盛会。而由中华职业教育社制订的《职业教育设施纲领》，也成为当时中国公认的职业教育指导性大纲。中华职业教育社还主张“男女教育机会均等”，创办了以妇女为职业教育对象的女子职业传习所和女子职业学校。经过中华职业教育社多年的努力，发展职业教育逐渐成为社会的共识，中国的职业学校也由1918年的531所，激增到1925年的1666所。 　　然而，职业教育在中国的快速发展虽然解决了一部分人的生计问题，并直接促进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但是职业教育并没有解决国富民强等一系列深层次的社会问题。1925年，意识到如果不改变社会环境，职业教育就不可能进一步发展的黄炎培，提出了“大职业教育主义”，主张发展职业教育，须要分一部分精力，参加全社会的运动。 　　1925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了《生活》周刊，聘请邹韬奋担任周刊主编。由于方向明确，贴近社会现实，《生活》周刊在当时成为了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进步刊物。192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职业指导所―――上海职业指导所。不仅向社会大众免费提供职业指导，还为他们提供就业介绍服务。此举在当时即被各省学习效仿，一时间在全国掀起了开展职业指导的热潮。 　　在大力拓展职业指导事业的同时，中华职业教育社还在江苏昆山徐公桥、镇江黄墟镇等地建立农村改进区，进行“富教合一”的试验，一方面教农民读书识字，提高文化水平，一方面通过推广新农具、引进良种、组织合作社等手段来提高农村生产力，帮助农民致富。 　　抗战救国 　　正当中华职业教育社各项事业逐步发展壮大的时候，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踏破了中国的锦绣河山，中华职业教育社在继续发展职业教育事业的同时，奋起投入到抗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