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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尚进入文化研究的视野 　　加赛特在《大众的反叛》中说考察历史的最好办法，就是将注意力转移到视觉经验上来，着眼于时代所呈现出的最显而易见的方面[1]。时尚，作为现代社会中一种重要的视觉表征，因此成为了亟待阐释的文化现象。当然，此前并不缺少专门的服装史，或对变化的风格、趣味之社会学研究，以及对时尚生产和消费的统计信息。并且，因与消费之间的密切关联，时尚还招致了一些负面的文化批评：有人视其为非政治的，认为热衷于时尚消费导致人们忽视社会现实、无心变革；有人却视之为十分政治的，指责其推波助澜了商品拜物，巩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强化了对女性的性别压迫等。但以往所有这些将时尚做单一化处理的研究，都将在美国加州大学著名的服装理论学者苏珊?B.凯瑟于2012年出版的新著―――《时尚与文化研究》中面临挑战。 　　格罗斯伯格曾认为，文化研究最重要的承诺就是承认复杂性、以复杂性的方式来思考，拒绝任何形式的化约主义[2]。苏珊在其著作一开篇，就坚决地申明了这一立场。她指出，时尚本身就是多种含混性及矛盾的集合体，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跨国情境下，更是融入了诸多复杂要素。时尚主体因此既要体现性别、性取向、阶级、年龄，还要体现国别、民族、种族、地点等其他一些“地位”。并且，这一切在复杂的权力关系中是不断地变化着的。因此，对此前西方理论中众多的二元对立观点给时尚研究带来的束缚，苏珊非常不满，如西方（现代的、变化的）服饰对其他（传统的、静止的）服饰，男性特质对女性特质，主流时尚对另类时尚，生产与消费等。她认为，这些二元对立掩盖了错综复杂的现实情况，遮蔽了各种矛盾体或其他可能性，以及权力在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那些微妙而具有颠覆性的作用”[3]。所以，必须摒弃简单的对立、线性思维或本质论观点，转而借鉴文化研究之多?有浴⒏丛踊?和交叉化的研究方法，借助其多种隐喻、概念，来对像“莫比乌斯圈”[4]一样涉及多种元素交叉、缠绕的时尚进行批判性和创造性的理解。 　　紧接着，苏珊介绍了文化研究的术语“articulation”[5]―――这一英语单词同时包含了连接和传达两种意义，在苏珊看来，以之来解释时尚的交叉融合性极其适合。因为就像将思想通过语言表达出来需要舌头、嘴巴和其他发音器官共同协作，在时尚中，也即在日常外观和身体装扮上，人们同样需要通过混合搭配不同因素来表达自己是谁或者自己想要变成谁。也正因为如此，“articulation”可以反过来成为一种分析文化现象的方法，作为一种新的解释框架，将看似零散的部分结合成新的整体进行再表述。显然，“articulation”是苏珊意欲主要使用的文化研究武器。 　　然而与其他一些凌空虚蹈的抽象理论研究不同，苏珊并没有舍弃对时尚本身具体的文本细读。也即她对时尚的文化研究仍然建立在时尚自身独特的系统回路之上。这便是“风格―时尚―装扮（stylefashiondress）”的概念体系：风格，是指个体通过采用时下流行或不流行的服装、配饰和美容方法来建构自我，此过程可看作一种风格叙事，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一种社会进程；时尚却是一种更广泛的社会进程，包含比服装风格更多的方面；装扮则是将风格定位在身体上，作为对身体的修饰和补充或“发声”。“风格―时尚―装扮”因此形成了一个部分与整体的辩证体系―――以装扮建构风格，以风格反照更广的社会进程同时建构时尚主体。 　　当将时尚的回路模式和文化研究的交叉接合模式二者联系起来以后，对于如何解读时尚的复杂交叉性，苏珊提出了按逻辑顺序排列的6种假定。这些假定是其研究最终得以成立的基础： 　　其一，人们都具有外表。造型、打扮、装饰、塑造身体是主体构成（形成、维持、改变）的基本组成部分，也即时尚有助于主体在变化的世界中对自我和身份的持续感知与建构。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世上没有纯粹的、“自然”的外表。时尚最终受市场供应/生产、服装代码和社会传统、政治统治等各方面的限制。只是在受到各种制约、束缚的同时，时尚主体仍然可以表达自己的“声音”和以某种方式抵抗。 　　其二，时尚具有跨国性。时尚事实上应该是世界性的，“我们身上穿着全球化”[6]。但现代历史保守西方偏见之苦，现代历史通常被表述为欧洲现代，这无疑是某种葛兰西意义上的霸权模式体现。比如时尚通常被理解为是只属于西方、白人或女人，而很多“他者”国家或民族遵从白人外貌的美丽规范，源于欧洲的男式西装占世界时装中的主流地位等都是霸权的例子。并且，各种分散的霸权相互交叉、重叠，变得难以追踪。 　　其三，苏珊认为基于“风格-时尚-装扮”的主体构成，是个体驾驭交叉性的过程。“交叉性”源始于女性主义文化研究，其研究者们敏锐地意识到不同的压迫方式是相互重叠和相互交织的。“风格―时尚―装扮”提供了将各种主体地位联系起来的可能性，也就提供了多种权力交叉渗透的途径。但时尚同时提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