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建远：无权处分辨.docx

无权处分辨——合同法第51条规定的解释与适用一、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为合同法）第51条关于无权处分的规定一出，论者蜂起，见仁见智，不断深入， 诚为民商法学界少有的盛事。同时也应看到，严重的分歧意见会影响合同法的统一适用。有鉴于此，需要澄清若干问题，发展某些理论，发扬光大民法解释学，也不忽视立法论。这是笔者撰写本文的动机之一。　　应予说明，对合同法第51条的评论，以及对此类评论加以议论，可有解释论与立法论两种方法。若采取立法论，论者完全可以依其价值观及其与之相一致的原理，不受或少受既有法律体系、立法政策等因素的制约，对第51条批评乃至否定，提出自己的方案，“随心所欲”的余地较大；对这个层面上的意见进行评论，亦应考虑到这个背景，不可苛求于人。在这个意义上，物权行为效力待定说乃至无效说，买卖等合同的效力待定说，处分权为物权变动的要件说等，都无可厚非。若采取解释论，则须遵循民法解释学的规则，对第51条的解释与适用，要受立法目的、立法政策、现行法体系等诸多因素的限制，“随心所欲”大多不适当。如果所设计的方案在功能上与合同法第51条规定的相当或者相差无几，仍把该条批评得一无是处，其理由就不充分，其态度亦不可取。因合同法实施不久，宜按解释论对其第51条解释，即使该条规定果真有缺陷，也宜通过解释加以消除，以有助于法律的妥当适用。在这方面，郑玉波教授在解释中国台湾民法典第237条所谓“不为给付”或“不为完全之给付”时所遵循的思维原则及方法，为我们做出了表率。有鉴于此，本文所言基本上是站在解释论的立场而发，当然，出于内容的需要，在个别情况下亦有立法论的考虑。　二、合同法第51条的文义解释　　因为文字是法律意旨附丽之所在，也因为它是法律解释活动的最大范围，所以，着手解释法律时，首先必须确定文义涵盖的范围。 对合同法第51条的解释宜先从其文义开始，因争点在于该条所谓“处分”究竟是指物权行为抑或买卖等合同这些“债权行为”，故确定该条的含义就必须探求“处分”的含义与性质。　　最广义的处分，包括事实上的处分与法律上的处分。前者指就原物体加以物质的变形、改造或毁损的行为，后者除负担行为（债权行为，例如悬赏、广告、买卖、保证）外，尚包括处分行为，例如所有权之移转、抵押权之设定、所有权之抛弃（物权行为）、债权让与及债务免除（准物权行为）。广义的处分，仅指法律上的处分而言。狭义的处分，系指处分行为而言。　所谓处分即为权利的转让、权利的消灭，在权利上设定负担或变更权利的内容，基本上是指狭义的处分。即使采纳物权行为的立法例，也承认处分包括负担行为。例如，中国台湾民法典第819条第2项规定：“共有物之处分、变更及设定负担，应得共有人全体之同意。”此处所谓“处分”，应从广义，包括负担行为在内，故私卖共有物，未得其他共有人之同意，系属效力未定，自得因其他共有人之承认而溯及既往地发生效力。若该物为动产，即使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善意受让的第三人仍取得其权利。　既然债权行为亦属于处分的范畴，我国合同法第51条又未明文将处分界定为物权行为，那么把该条所谓处分仅仅解释为物权行为就显得武断。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民法解释学的规则，欲明了“处分”的含义，可以求助于体系解释、法意解释等，尤其是目的解释。就合同法的体系而言，因该法未采纳物权行为理论，故若把第51条规定的效力未定解释为物权行为的效力未定，显然使整个合同法的体系出现裂痕。此其一。若把第51条的规定解释为买卖等合同有效，虽然可使该条与第150条等规定的权利瑕疵担保责任制度衔接得更为平滑，但却同第54条乃至第52条规定的因欺诈而成立的合同可以撤销乃至无效配合不妙。所以，那种从体系解释的角度得出第51条所谓效力未定应将买卖等合同排除，买卖等合同有效的结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体系解释，而是“局部解释”，舍去了不利于自己观点的法律规定，只抓有利于己的法律制度。此其二。有些学者援引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在其编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与国内外有关合同规定条文对照》中在第51条后所附参考条文有中国台湾民法典第118条，而该条意旨是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未定，而债权行为有效，旨在从法意解释的角度得出第51条规定的合同效力未定系物权行为的效力未定的结论。如何认识这一现象？其一，外形相像的条文未必规范意旨相同，合同法草拟及讨论过程中，确实参考过德国民法典第185条、中国台湾民法典第118条，但合同法未采区分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的立法理论。其二，笔者曾参与讨论、起草了合同法的立法方案，参与草拟了合同法草案的学者建议稿，数次参加了合同法草案的讨论会，从未见闻过法制工作委员会及其民法室主张过物权行为理论，相反，在讨论过程中倒是表明合同法不采纳物权行为理论。其三，我们应全面审视立法过程中的有关资料。物权行为理论在合同法立法中有人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