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侯孝贤与《戏梦人生》的民族性.docVIP

聚焦侯孝贤与《戏梦人生》的民族性 　　[摘要]侯孝贤编导的《戏梦人生》借一个传统家族的经历，把焦点聚焦到台湾人的民族性上。电影以一位台湾艺人为叙事线索，把丰富的哲理性、多义性、传统思想、伦理道德包蕴其中，有条不紊地表达出台湾民众生存延续的传统观念，传达了导演看透世情、豁达、淡泊的人生观。电影的叙事结构、画面构图、摄影与美术共融的艺术造诣，都堪为经典，是戛纳国际电影节中一道靓丽的风景。为中外电影艺术的主题、立意、选材、人物塑造等方面，拓宽了领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侯孝贤；《戏梦人生》；民族性；艺术 　　侯孝贤编导的《戏梦人生》于1989年第46届威尼斯影展获金狮大奖之后，在1993年又获得第46届电影节评审团奖，是电影艺术峰峦上一道旖旎风光。电影根据台湾杰出民艺大师李天禄前半生的生活和人生经历改编拍摄。和侯孝贤以前的电影《童年》《悲情城市》形成了一个照应系列，它们在内容和题旨上的联系，构成了侯孝贤的“悲情三部曲”。这个系列都是借人物和家庭故事，侧重写台湾某个时空的历史变迁，再现了台湾民众生存的艰辛、不屈的抗争、悲惨的归宿。《童年》描绘出1949年以后内地移民、难民在台湾的心态和生活、朦胧期望、台湾的社会沿革等。《悲情城市》借台湾“2.28”国民党镇压民众起义的现实和一个家族的兴衰史，映照出1949年前后，台湾脱离日本统治回归祖国后又被蒋氏王朝奴役的社会政治面貌、经济状况以及民不聊生的不同版本；《戏梦人生》追溯到19世纪末，清朝在台湾割据给日本时期的真实历史。影片展示了更多的中国风俗以及人物的不同精神锁链和命运归宿。 　　侯孝贤的三部曲涵盖了台湾近百年的历史，可说是台湾近代史的电影版。影片虽然表现的是个人或者家庭，但是导演将其大背景提升到社会和国家的层面，倾注了导演对中国内地与台湾之间联结的密切关注，这种情怀和创作理念一直贯穿其中。 　　一、侯孝贤的思想与文化精髓 　　侯孝贤出生在广东省，年幼时期随父母到了台湾。他在服兵役期间，受英国电影《十字路口》的影响，立志花十年时间踏进影坛当导演。1969年他22岁退伍之时，如愿以偿考上了台北“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电影科。1972年毕业后，他当了一段电子计算机推销员。 　　侯孝贤1973年进入电影界，从场务、编剧、副导做起。1976年到1979年间，侯孝贤担任赖成英的副导演，作品有《月下老人》《爱有明天》《悲之秋》《作业雨潇潇》等十多部。1978年，侯孝贤开始和赖成英的得意门生陈坤厚搭档。陈坤厚导演的《我踏浪而来》《天凉好个秋》《蹦蹦一串心》等影片的剧本，都是出自侯孝贤的笔下。他们在亲密合作中逐渐摸索出一条“都市写实喜剧路线”，颇能在平凡的人和事中捕捉生活的情趣，并且把琼瑶式的爱情故事由豪华的别墅、舞厅、餐厅转移到台湾的城镇乡间，流露出导演对大自然的向往与热爱。 　　侯孝贤认为“人大电影才大”，这是他成为闻名于世的导演、不断自我超越、不断创新的艺术基础。1982年，他和陈坤厚合拍了《小毕的故事》。这部电影里没有大明星，低成本，采用纪实的方法，直陈台湾未婚生子、青少年成长的问题。在台湾电影市场惨淡之时，它异军突起，获得票房、影评的双重肯定，成为台湾新电影浪潮的前卫作品，给年轻的后起导演以深刻的启迪。1983年，他执导了《风柜来的人》，之后又执导了长镜头纪实风格的奠基作品，带有台湾乡土和侯孝贤个人强烈的特色。1987年，又先后执导了两部同时描写青少年苦涩成长经历的影片《恋恋风尘》和《尼罗河女儿》，但观点意念迥然不同，前者眷恋山庄淳朴民风，人物、自然景物、人情和谐统一。后者通过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迷失，呈现了台湾现代社会中家庭解体、伦理道德关系式微的社会趋向。1989年，侯孝贤执导了第10部电影《悲情城市》。影片以基隆一个家庭成员的生离死别来展现台湾过去的一段历史。该片在台湾获得票房7000万元新台币，创1989年台湾片卖座最高纪录。侯孝贤还清了以前的电影亏欠的债务，并从此确立了世界级导演地位。《戏梦人生》之后，他又编写了19个电影剧本，不少影片参加台湾金马奖闻名世界的影展和评奖，成就斐然。《油麻菜籽》与廖辉英同获1984年21届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冬冬的假期》获得1985年法国南特三大洲影展最佳剧情片奖、休斯顿国际影展种族文化类银牌奖、瑞士卢卡诺国际影展人文精神奖、第30届亚太影展最佳导演奖；还有获得国际影评奖、夏威夷影评特别奖、非洲最佳影片奖的《童年往事》；《悲情城市》获得第46届威尼斯影展金狮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富金龙尼奖”等奖项。 　　侯孝贤是一位开放、温和、大方的导演，他的影片创作直接来源于传统中国美学和台湾历史以及浓郁的地方色彩。其间既有历史的观照，又蕴含人世风情，透析出的社会人性和人性冲突带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所以他的影片能得到世界影坛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