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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检察监督机制在行政听证制度中的运用 一、行政听证制度的变迁及发展 所谓行政听证制度，是指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决定前，就有关的事实和法律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的程序性法律制度。［1］ 我国现行行政听证制度是“舶来品”，它是借鉴西方听证制度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转型时期的阵痛和负担，往往会加剧政府和民众的矛盾，发展行政听证制度可以减轻由于实体方面的非正义可能给相对人造成的伤害，缓和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因此，行政听证制度最早出现在我国1996年颁布的《行政处罚法》中。此后，《价格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规范》、《章程制定程序条例》、《行政许可法》中均规定了行政立法的听证制度，并大量运用于实践中。听证制度作为现代民主政治和现代行政程序的重要支柱性制度，在我国已经初步建立和正式运作起来。 二、建立行政听证检察监督机制的法理基础 （一）权力制衡是建立行政听证检察监督机制的原动力 权力制衡盛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用于国家的各项管理活动中。它主张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项权力分别由三个不同的机关行使，发挥三项权力的相互制约作用，以保持国家权力间的平衡状态，防止某个机关或某个人的独断专行。权力制衡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关于各事物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原理，也符合法治精神。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强调权力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也初步建立起了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行使检察监督权的监督制约体系。检察机关以制衡、制约的角色出现，强调以法律来治理国家，通过法律使权力和权利得到合理的配置，对危害国家、社会、公民权益行为的进行干预。尤其是加强对行政权的检察监督，给予公民权利以有力的支撑，有利于国家认可制定法律在轨道上有效运行，有利于促使行政听证目的得以实现。 （二）行政听证检察监督是利益衡量理论的必然结果 利益衡量论是日本学者加藤一郎在批判概念法学各种弊端的基础上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并开始兴起的一种法律适用方法。该理论主张对法律的解释应当更自由、更具弹性，解释时应当考虑实际的利益。［2］在此，我们不讨论诉讼中两个甚至跟多相互对立的利益的取舍，而是如何实现最小投入的利益最大化。在听证程序中建立检察监督机制不仅能实现行政听证的目标，而且可以节约司法成本。一方面，检察机关介入行政听证制度，有利于确保听证中各项程序合法性，确保公众的意见、建议得以充分表达；确保听证结果得以实现，减少因程序不公或听证结果得不到实现而引发的诉讼。另一方面，有利于收集相关证据。即使将来进入诉讼程序，亦可减轻证据收集的困难，同时为组织调解或支持起诉提供依据。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司法机关不仅大量消耗诉讼资源，也极大地影响了司法机关的权威性。因此，在听证程序中构建检察监督机制，可以促使许多案件在听证中得以解决。检察机关在听证程序中对案情、行政相对人的诉求有深入的了解，符合调解条件的即可开展调解，涉及公共利益的也便于在诉讼中代表国家支持起诉，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法院诉累。 三、建立行政听证检察监督机制的必要性 有学者认为，行政听证制度是“权力制约行政权”的单一监督模式之外发展出的“以权利制约行政权”的新型监督模 式。［3］但是受我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影响和现代法治发展的程度的制约，“以权利制约行政权”是一种理想状态。在强大的行政权面前，公民权利无疑是天生的弱者，监督行政权几乎是一种空谈。现有行政听证制度由于立法的模糊使得行政机关在进行听证时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不仅容易造成行政效率低，还可能对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侵害。笔者认为，要充分发挥行政听证制度应有的作用，除了完善立法，还应建立一套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根据我国国情和法治发展现状，尽管行政机关在推行公共行政的过程中，进行了一些自我限制，放权让公众参与到一些公共事务的管理中，但是主导权仍牢牢掌握在行政机关手中，收放自如。“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为了保证公众参与公共管理的现实性，必须给予公众一种能与强大行政权抗衡的支撑。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辅助公民实现维护自身权益，参与公共管理的要求十分必要。 四、行政听证中检察监督机制的具体设计 首先，确保行政听证程序合法。“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保障”。行政听证是现代行政程序法中的核心制度，其根本意义在于充分运用程序正当性制约行政机关的独裁，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目前，我国尚未制定专门的行政程序法，且受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4］的影响，公民行政听证的权利基本上得不到保障。以《行政许可法》为例，从第46条至第48条规定可以看出，行政许可听证的范围、启动、程序都由行政机关把控，行政相对人几乎没有发言权。因此，保障公民行政听证权利，确保听证程序合法是检察监督机制考虑的首要问题。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