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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真意”探微 　　[摘要]在陶渊明的诗中，“南山”和“商山”是各有含义、语境不同的，陶渊明所敬仰的“商山四皓”是高洁隐逸之士的典型，并不包含沈从文所说的出山辅政的因素。但沈从文的遗文仍具有启发意义。过去谈论陶渊明多从老庄以来的道家哲学以至于魏晋玄学思想这一传统中追溯渊源，但今天看来，还应该从商周之际隐于首阳山的伯夷、叔齐，秦汉之际隐于终南山的“四皓”等高蹈远遁之士的隐选传统中揭示源流。只有把领悟宇宙真谛的自然观和追求心灵自由的人生观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更深入地认识陶渊明的精神特质和诗歌境界，才能真正理解其“真意”之所在。 　　[关键词]南山 商山 隐逸传统 自然观 　　人生观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5）04-0138-05 　　陶渊明的代表作《饮酒二十首》（其五），是古今传诵的名篇。全诗如下：“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结尾二句，富有哲理，韵味悠长。这两句诗，显然受到了《庄子?外物》的影响：“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唐代成玄英疏云：“夫得鱼兔本因筌蹄，而筌蹄实异鱼兔；亦犹玄理假于言说，言说实非玄理。鱼兔得而筌蹄忘，玄理明而名言绝。”意思是说，人们用语言来探究和表达玄理真谛，一旦获取了玄理真谛，那么语言也就没有意义了。对陶渊明此诗继承庄子哲学而达到的悠远境界，我曾做过这样的探讨：“在他看来，宇宙自然的‘真意’，远不是人类智慧的怨言所能穷尽的，既然如此，莫不如采取庄子所谓‘得意忘言’的态度。”Ⅲ这样说应该大体不错。陶渊明本是“好读书，不求甚解”（《五柳先生传》）之人，当他在那个菊花绽放、云淡风轻的秋日傍晚，看到暮霭渐渐降临、倦鸟开始归林的南山景色时，感受到自我心灵与自然风光的浑融交汇，体验到一种无法言传的静谧安详的情境，于是留下了“欲辨已忘言”的感叹，也留下了这首令人难忘的佳作。 　　但是，沈从文的遗文《“商山四皓”和“悠然见南山”》，却另辟蹊径，提出了新颖独到的见解，为人们更深入地理解认识陶诗意蕴，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启示。 　　沈氏此文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对“南山四皓”称谓出现时间的辨析。他根据两件出土文物――一件是在朝鲜发掘的西汉末东汉初年汉墓中出土的长方形竹筐，在一只角上绘有四位高人，旁有隶书题识：“南山四皓”；另一件是河南邓县南朝大墓里出土的浮雕大长方砖，其中一块上有浮雕人像，旁有楷书题识：“南山四皓”――从而表明，在那个时期，无论是在读书人还是在民间工匠那里，都已经出现“南山四皓”的称谓了。 　　关于汉高祖刘邦晚年欲废太子，隐居商山的四位老人出山辅佐太子保位登基的史事，最早见于《史记?留侯世家》。不过其中只说“四人者年老矣，……逃匿山中”，“四人从太子，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只写出四位老人的名号（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并无“四皓”的雅称，既未说明他们隐于何山，也未说明他们出于何时。“至于四皓姓氏及其籍贯，《史记》《汉书》均漏载，直到南北朝典籍中才开始出现具体的说法。”那么，他们出于何时呢？写作《资治通鉴》的司马光也不敢肯定：“四皓来，不得其时，今附于英布未反之前。”翻据此，则当在高帝十一年（前196）年底之前。而他们又隐于何山呢？这个疑问，则与沈从文提出的话题直接相关。《汉书?王吉传序》曾讲到他们“当秦之世，避而人商洛深山”，据此则可知是在商山。商山是终南山的支脉。康保成经过深入勾稽史料，指出：“南山，即终南山……南山是山脉名，非具体山名，大约相当于今天所说的秦岭。商山是南山的支脉，秦末汉初四皓即隐居于此。”对此四位老人，史上有“南山四皓”和“商山四皓”两种称谓。那么，两者孰先孰后呢？沈从文提出“南山四皓”的称谓出现在前。刘翠、刘石指出：“称‘商山四皓’者为详言之，称‘南山四皓’者乃统言之。”他们还认为：“至于‘商山四皓’联缀成词，则大约以三国魏曹植的《商山四皓赞》为较早。”如此，则据现存文献，“商山四皓”称谓的出现，应是晚于沈从文所举“西汉末东汉初年”出现的“南山四皓”的称谓了。 　　第二层，也是此文中真正新颖之处和重点所在，则是其如下论述：“多少年来学人论陶诗时，喜炊引‘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对于这两句诗的理解，大致多以为这十个字显得陶渊明生活态度多么从容不迫，不以得失萦怀累心。东篱采菊是实，所见南山也不尽虚。”而沈氏把陶诗与出土文物相参证的结果，得出了这样的看法：“原来渊明所说‘南山’，是想起隐居南山那四位辅政老人，并没有真见什么南山！” 　　在我看来，若说陶渊明这首诗里“并没有真见什么南山”，不免求之过深了。丁福保注云：“南山，指庐山而言。”考虑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