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与美食家.docVIP

汪曾祺与美食家 　　在当代中国作家中，汪曾祺大概是跨界最广、“帽子”最多的一位了。如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诗人、书画家等等，还有一顶“帽子”―――美食家。尽管美食家得名较晚，但影响力不小，知名度甚高。而在这些众多的雅称中，他可能最乐于接受的就是“美食家”这顶帽子了。他去世后，诸如美食圣手、美食大师、食林盟主、风雅吃货等光环也不由分说地戴到了他的头上。一些出版社争先恐后地出版他关于美食文化的散文集子，从较早的山东画报出版社的《五味》、北方文艺出版社的《汪曾祺谈吃》，中国文联出版社的《四方食事》，青岛出版社的《家常酒菜》；到新近的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寻味：汪曾祺谈吃》、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老味道》、九州出版社的《旅食与文化》，江苏文艺出版社的《做饭》等，销量都不错。且有的书还一版再版，受到了亿万读者的普遍欢迎和广泛好评。诚如一家出版社的推介词中所说：“汪曾祺把吃的感受、吃的氛围，怎么个来历说的头头是道，烘托得恰到好处。用真实细腻的语言，表达了无限的生活热情和雅致的韵味，是把口腹之欲和高雅文学拉得最近的人。”虽然各个出版社的书名各异，选取不同，其总源也都是来自汪曾祺的美食文章，但仍然赢得图书市场，获得读者的追捧与青睐，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汪曾祺美食文化的魅力与价值，以及他在美食文苑中的地位和影响。 　　汪先生对王世襄之烹调艺术甚为推崇。他说：“学人中真正精于烹调的，据我所知，当推北京王世襄。”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听黄永玉说，有一次有几个朋友在家会餐，规定每人备料去表演一个菜。王世襄来了，提了一捆?[。他做了一个菜：焖葱。结果把所有的菜全盖下去了。”在文章结尾处，汪先生又说：“学人所做的菜很难说有什么特点，但大都存本味、去增饰，不勾浓芡，少用明油，比较清淡，和馆子菜不同。北京菜有所谓‘宫廷菜’（如仿膳）、‘官府菜’（如谭家菜、‘潘鱼’）。学人做的菜该叫个什么菜呢？叫做‘学人菜’，不大好听，我想为之拟一名目，曰‘名士菜’，不知王世襄等同志能同意否？” 　　那王世襄老先生忒有趣，特地就汪曾祺所讲之事及所问之题写了一篇《答汪曾祺先生》的文章，既认乎其真地，又风趣幽默地一一作答。王老先生云：“序中说我去朋友家做菜连圆桌面都是自己用自行车驮去的，这是传闻之误，我从未这样干过。记得几年前听吴晓铃兄说起，梨园行某位武生，能把圆桌面像扎靠旗似的绑在背上，骑车到亲友家担任义务厨师，不知怎的，将此韵事转移到在下身上。实在不敢掠美……”至于“焖葱”之说，王老云：“这是言过其实，永玉夫人梅溪就精于烹调。那晚她做的南洋味的烧鸡块就隽美绝伦，至今印象犹深。永玉平日常吃夫人做的菜，自然不及偶尔尝一次我的烧葱来得新鲜，因此，他才会有此言过其实的不公允的评论。”文末，王老爷子还故意“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列举了糟煨冬笋、炖牛舌、油浸鲜蘑、锅塌豆腐、酿柿子椒、清蒸青鱼、海米烧大葱等七个菜，反问汪曾祺“该叫个什么菜”？随后，便坦陈其言：“‘学人菜’，我不同意。‘名士菜’，越发地不敢。他一本正经地宣称，把自己做的菜称之为‘杂合菜’，是完全符合的。” 　　汪朗回忆说，老爷子住蒲黄榆时，有个周末上午，王先生突然打来电话问地址，说是要过来一下。进门之后，他打开手里拎的一个布袋子，跟老爷子说：“刚才在虹桥市场买菜，看到茄子挺好，多买了几个，骑车送过来，尝个鲜。”那是大夏天，王先生上身一件和尚领背心，下面一条短裤，光脚穿了双凉鞋，和胡同里的老大爷没什么两样。两人没说几句话，王先生就起身走了。蒲黄榆在虹桥市场南边，王先生家在北边，为了送这几个茄子，他老先生一来一去得多骑半个多小时。 　　汪曾祺、王世襄这两位文人美食家，不仅没有某些旧文人的那种文人相轻的陋习，而且有一种文人相亲、文人相惜的美德。1997年三、四月间，汪曾祺曾对前来采访他的崔普权说：“你该写写王世襄先生，学者中真正精于烹调的，据我所知，首推王世襄啦！”（崔善权《也馋》）王世襄也与采访他的记者说：“我跟汪曾祺很熟，我在他们家里做过饭。”他还说：“他很喜欢写东西，沈从文的弟子，得了真传，文笔很好。” 　　陆文夫是一位与汪曾祺并美的作家、美食家，他的小说《美食家》发表后，美食家一词不仅传遍了文化界、烹饪界，甚至几乎达到了家喻户晓的普遍程度。他们两人是一对知交酒友，陆文夫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作家们的活动很多，大家劫后相逢，也欢喜聚会。有时在北京，有时在庐山，有时在无锡，有时在苏州。凡此种场合，汪曾祺总是和我们在一起。”陆文夫认为：“汪曾祺不仅嗜酒，而且懂菜，他是一个真正的美食家，因为他除了会吃之外还会做。” 　　汪曾祺的文化美食对年轻一代美食家颇有影响，更得到他们的敬佩和推崇。 　　作家陈建功也是一位美食家，尤其对涮羊肉情有独钟，别具心得。汪先生主编《知味集》，特约建功写一篇入集子。建功对此颇为自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