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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呐喊到流言 　　从呐喊到流言 　　许子东来源：《读书》 　　二○○○年十月下旬在香港举行的“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第一场讨论便出现纷有争议的话题：张爱玲是否已经（或正在）成为鲁迅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又一个“神话”？研讨会的讨论，显示海外与内地学者在张爱玲的文学影响、文学史地位等问题上，存在着相当明显而且重要的分歧。 　　研讨会由岭南大学中文系主办，召集人是刘绍铭、梁秉钧和许子东。在第一场学术讨论会上发言的有郑树森、王德威、温儒敏、刘再复、夏志清和黄子平。郑树森的论文以“夏公（志清）与张学”为题，高度赞扬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学术价值与深远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夏志清就没有今天张爱玲的文学影响。四十年过去了，海内外新撰现代文学史数百种，但夏著仍是权威版本。王德威则用“重复、周旋、衍生的叙事学”理论，再次以流动细丽的学术笔调，叙述几十年来张爱玲传统在两岸三地的变化发展，“世纪末张腔此起彼落，张学方兴末艾”。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和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刘再复的发言，则显示了很不相同的学术风度与观察视角。温儒敏以详细的资料评述“近二十年张爱玲在大陆的‘接受史”，指出虽然张爱玲文集的正版、盗版合计起来印数已达上百万（如果这个统计属实，则张爱玲大概是鲁迅、金庸之外拥有最多读者的现代作家），但其作品内涵却在文化生产、商品炒作中层层剥落，成为九十年代流行文化符号。刘再复则将张爱玲称之为“残酷的天才”，说“如果要在鲁迅、张爱玲、沈从文、李劼人、萧红这五个作家中挑选一个最卓越的作家，我肯定会在鲁迅与张爱玲之间彷徨，然后把票投给鲁迅。这是因为，这两位文学天才，一个把天才贯彻到底，这是鲁迅；一个却未把天才贯彻到底，这是张爱玲。张爱玲在去国后丧失艺术独立性，成为’夭折的天才‘”。刘再复的观点立刻引来夏志清的回应。夏志清认为张爱玲如果天折，鲁迅更加失败。张爱玲“夭折”是为了生活，鲁迅晚年为人利用做左翼领袖更不可取。刘再复、夏志清的争论关系到对现代文学史的基本价??判断取向，因而引起与会者浓烈兴趣。是日百余人的研讨会场挤得水泄不通，很多与会者站在墙角，门外更有很多学生和远道来屯门的客人要登记等待入场。甘阳次日在报上撰文：“昨日在岭南参加张爱玲研讨会，与会者之多，为香港所罕见。” 　　最初将张爱玲与鲁迅比较的倒不是海外的张迷，而是国内的新锐学人。比如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费勇在一九九六年出版的《张爱玲传奇》中写道：“鲁迅是一位能够承担伟大两字的作家……比较合适的说法是，张爱玲是一位创造了一种独特风格的优秀作家。仅此而己。”（广东人民出版社，105页）王晓明在张爱玲去世时也撰文：“倘就学术创造的整体分量而言，张爱玲自然是远不及鲁迅的，也及不上沈从文。”（《明报月刊》，一九九五年第十期。）虽然好像扬鲁贬张，但在特定文化学术气氛中，将鲁张并提，已经有强调张爱玲影响的意思。但耐人寻思的是以往也有“沈从文热”、“老舍热”、“钱钟书热”，何以从来没有人将这些作家与鲁迅比较？为什么张爱玲的对左翼主流传统的挑战好像特别危险，需要引起格外的焦虑呢？我在《明报月刊》纪念“五四”八十周年（一九九九年第五期）的文章中也谈过这个问题：“他／她的重要作品都不多，却都被人越读越大……同世纪的作家很难避开这两个神话的影响。虽然两人各有大量拥众追随模仿，他／她的内心却一样孤独、绝望、悲凉。”现代文学界中过去只有鲁迅研究被称为“鲁学”，郑树森论文现在回顾“张学”（我没有听说有“老学”或者“沈学”，有“钱学”一说，但以研究《管锥篇》为主）。民间网址163.com／Literature上题目五花八门，但只有两个作家专题，即《鲁迅论坛》与《张迷客厅》（论坛与客厅之别，也耐人寻味）。刘再复在会上感慨地说，“我好不容易才刚刚走出鲁迅的神话，希望不要再为张爱玲制造新的神话”。然而文学神话并不完全是人为制造，背后总有些文化思潮、意识形态及历史选择的必然因素。张爱玲与“五四”大时代格格不入，后来人们反省“五四”以后的现代性诉求，才发现张爱玲早有预言，恰中主流之弊。我是直到一九九三年和汪晖、孟悦等一起在洛杉矶加大参加李欧梵教授主持的有关“五四”现代性的讨论时才意识到张爱玲的文学史意义。其实鲁迅神话几十年来也诸多变迁，远的不说，黄子平就注意到八十年代年轻研究者眼中反抗绝望的存在主义的鲁迅，在九十年代又变成以笔为旗痛斥乏走狗的鲁迅了。在某种意义上，“神话”与“传奇”或许是相关联的：正因为鲁迅被反复塑造为批判社会的精神战土（而不是早期的苦闷彷徨者），张爱玲那以传统技法与现代主义强调“日常生活”的女性感觉传奇，才越来越构成某种对话、补充与挑战。被认为是“结束了鲁迅研究的陈涌时代”的王富仁，曾将张爱玲称为“女的鲁迅”。王德威在这次岭南研讨会上的概括更加传神：“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从呐喊到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