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画好一朵花.doc

如何画好一朵花 当昆明植物研究所的植物画师王凌从标本馆资料室深处拿出1787年的《柯蒂斯植物学杂志》（The Botanical Magazine）时，她拿出的是一件在伦敦查令十字街一书难求的珍宝。这本书尘封数十年，早已无人借阅，但插图依然鲜艳，花朵盛开如初。 细看每一种植物，由画家细致线描再施以淡彩，不知花费多少工夫。这些精心记录的自然美，凝固的不仅是植物学知识，还有欧洲人三百年的风尚。 18世纪以来，植物绘画总在科学和艺术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在雷杜德笔下，玫瑰以精确为美，而在莫奈笔下，睡莲的朦胧又何尝不是它的精神？ 今天仍有画家孜孜不倦地描绘植物，其中翘楚如手法精进的村山诚（Macoto Murayama），他使一朵花既如机器般精密又如幽灵般神秘，这样科学与艺术兼备的美感只有在技术进步的今天才得以实现。 1788年重返巴黎后，雷杜德从此成为数位皇后至爱的御用画花人。 说起植物绘画，达·芬奇1478年画在圣母发间的花儿已是经典。意大利和佛兰德斯地区的画家们都是精湛的画花人，只不过那时花是点缀，并非主角。 随着地理大发现的推进，欧洲人对植物科学兴趣渐浓。画家、科学家、探险家、传教士都能动手画下植物新种，并开始用美丽的植物绘画装饰室内。 1779年，伦敦人威廉·柯蒂斯（William Curtis）创建伦敦植物园，写出了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城市自然的书《伦敦植物》（Flora Londinensis）。1787年，他与英国皇家植物园合作出版《柯蒂斯植物学杂志》，这本杂志以手工着色的铜板植物画闻名，源源不断地提供世界上最好的植物科学插画。 尽管《柯蒂斯植物学杂志》也推出了英国皇家植物园首席画家玛蒂尔达·史密斯（Matilda Smith），但她的名声没能超过后来者皮埃尔—约瑟夫·雷杜德（Pierre-Joseph Redouté）。1782年，这位巴黎的画花公子受教于植物学家查尔斯—路易斯·埃希蒂尔·德布鲁戴尔和勒内·卢伊什·德方丹，1786年成为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花卉画家杰勒德·范·斯潘东克的学徒，1787年又赴英国画家植物园学习花卉知识。 1788年重返巴黎后，雷杜德从此成为数位皇后至爱的御用画花人。他所画的1800多种花卉，大多是前人所未画，在约瑟芬的梅尔梅森城堡玫瑰园中写生169株玫瑰画成的《玫瑰圣经》有200多种译本，《百合圣经》与《花卉圣经》也流芳百年。 中国的植物绘画开始得更早，可以追溯到1061年宋代苏颂等人编撰的二十一卷《本草图经》。书中绘画为配制草药服务，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对其文图引用颇多。1848年刊印的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则是最早的中国植物学图谱，为1714种植物绘制了1800多幅实物插图。 冯澄如是近代中国植物科学画的祖师爷。1943年，他创办江南美专；1957年，他编写了中国第一本生物科学绘画专著《生物绘图法》。 大规模绘制植物科学画是为编纂《中国植物志》而生的，这项从1959年延续到2004年的植物人口普查为中国植物学界贡献了420名画师。他们画了3万多种植物，完成了世界上最大型的植物学巨著。 绝大多数画师已经退休或转行，现在还在画的也就十多人，只有北京植物研究所有一位有编制的专职画师。剩下的画师都是兼职，在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画了16年的孙英宝至今还是临时工。昆明植物研究所绘图组主任曾孝濂用毛笔晕出的植物花鸟，后来通过邮票图案才得以流传。 植物科学画是磨人的活计，小细节直画得人头晕恶心。 虽然植物科学画在今天的中国植物界已经式微，但这项技艺并没有失传。 杨建昆和王凌是昆明植物研究所仅存的两位植物画师，上世纪90年代，他们是曾孝濂带领的昆明植物所绘图组的成员，如今他们一个做民族植物志研究，一个在标本馆工作，只有科研人员发现新种时才偶尔画植物科学画。 科研人员交给植物画师描绘的植物，通常只是一份干瘪的腊叶标本。但画师必须要画出立体的、活生生的植物。 “我们的画一般都是依赖标本，有时可能连标本都没有，只不过是科学家的研究描述。可能植物没到花期、果期，或者标本不完整，那就要按照他的描述推理出一个形象来。”杨建昆说。 现在科研人员会拍一些照片回来辅助绘画，但是在过去，画师们也要跟着科研人员一起到野外去。“我们知道有多少植物，哪些已经画过，没画过的可能是新种，在当地马上就把它画出来。” 没有照相机的年代，记录植物主要靠笔头。现在科技如此发达，植物画师灵巧的手依然强过照相机和电脑绘图，也只有他们能够恰当地表现出每一个细节。因为照相术只能捕捉植物的外表，而绘画表达的是对植物的认识。 画植物科学画的工具其实很简单，比例规、铅笔、吸管笔，老派画师则用毛笔就够了。但是植物科学画并不简单，最主要是每一个细节都要画得清清楚楚，毫末毕现。这就不是艺术的事了，而是磨人的活计，茎上的绒毛、仙人掌的细刺、松针的正反面，小细节直画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