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生产与统治社会流动机制的再思考.doc

再生产与统治——社会流动机制的再思考 李路路 2012-7-2 20:07:03　　来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 　　「内容提要」在代际社会流动研究中，以代际之间优势的持续性为主要特征的关系模式成为一个普遍的模式。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社会的数据也显现出同样的模式。作者认为，已有的工业化和制度主义的解释逻辑没有对在不同社会中存在的普遍性关系模式给出合理解释。作者从“再生产”和“统治”两种机制的角度，对关系模式所表现出来的普遍特征进行了理论探讨。　　 「关键词」社会流动/再生产/统治/权力　　一、理论背景与问题　　社会流动研究关注的是社会不平等结构的形成过程和结构状况的变化。社会流动模式的研究揭示了社会分层结构形成的机制以及变化趋势。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上半期对（职业）流动表中的职业流动率的分析属于第一代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的话（甘泽布姆等，2002／1991），布劳－邓肯有关社会地位获得的研究成为第二代社会流动研究的代表者。布劳－邓肯为现代工业社会的社会流动提供了一种工业化—功能主义的解释，认为工业化和技术的发展作为一种理性化的过程，必然要求将职业地位作为社会地位的核心，社会选择的标准将从家庭出身转变为成就，随着工业化和技术的发展，社会分层结构将日益开放，社会流动率不断增长，流动机会的平等化趋势将占据主导地位（Blau Duncan ，1967；Treiman，1970）。　　1975年，费瑟曼、琼斯和豪泽发表论文，应用古德曼（Goodman ，1979a，1979b，1984）发明的对数线性模型方法，利用美国和澳大利亚两个国家的数据，对家庭出身和最终位置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区分了“表型的”（phenotypical）流动和“遗传型的”（genotypical）流动，指出，由于两国的结构状况和其他因素的不同，家庭出身和最终位置之间的关联强度存在差异，但在关联模式上则表现出相似性，由此他们给出了一个普遍假设：在具有市场经济和核心家庭制度的国家里，不同国家尽管流动率有所不同，但代际间的关系模式都是相似的，即著名的“FJH 假设”（Featherman et al.，1975），其所建立的代际流动的跨国比较模型，亦被称为“共同社会流动模型”（common social fluidity）。由此观之，他们是试图用一个制度主义的逻辑来解释遗传型流动的普遍存在。　　后继学者在更大范围内检验了FJH 假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两个模型：一是埃里克森和戈德索普的“核心模型”（core model）。他们在阶级分类的基础上，利用“工业化国家社会流动比较分析”（CASMIN）项目所提供的11个国家社会流动数据，检验了FJH 假设的共同社会流动模型（Erikson Goldthorpe，1987a，1987b，1992）；与此同时，豪泽（Hauser，1984a ，1984b）利用CASMIN数据，在“职业群体等级”的框架下，也发现了一个关于家庭出身与最终地位间联系的普遍模型。这些验证模型虽然分别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FJH 假设，但在基本的代际间关系模式上仍持同样的结论，即：尽管结构性变动等因素会导致“表型”流动趋于改变，不同国家的社会流动模式也存在差异，但社会流动的“遗传型模式”不因国家的不同而改变。换言之，在不同的国家，家庭出身与最终地位间的关联强度有所差异，但关联的模式（流动模式）则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即：这一关联（流动）模式是以社会继承性和短距离流动为主导特征，代际之间优势的持续性都是显著的（Hout，2004）。　　作为第三代流动研究的代表，FJH 假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方法意义（甘泽布姆等，2002／1991）。它将由结构性变动而引起的流动率的变化和相对流动机会的变化区分开来，依据“遗传型”模式的跨国相似性，否定了工业化假设提出的社会流动率将随工业化过程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机制，并且为社会流动的研究提供了制度主义的解释逻辑。第二代、特别是第三代流动研究所提供的基本解释逻辑和基本分析工具的普遍运用，使得延续上述两种解释逻辑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问题的分析已经相当确定，给后继者留下的讨论余地已经很少（Grusky，2001），以至于有人认为，由于大量研究越来越多地依赖新的统计模型和方法的进展，致力于原有理论逻辑的精致化而缺乏在宏观社会学理论上的突破，社会流动的研究已经逐渐丧失了理论潜力，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地位重要性日渐衰微，新的研究方向和领域逐渐转向收入群体流动性研究、社会分层与消费和生活方式、后现代主义的挑战等（Grusky，2001）。　　社会流动研究是否已经陷入“终结”的境地？确实，工业化和制度主义理论从各自角度解释了社会流动及其内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社会流动的变迁趋势，但是，我们并不认为由于它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