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与农民工的贡献.doc

城市化与农民工的贡献 ——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思考 蔡昉 2012-7-5 13:58:42　　来源：《中国人口科学》2010年第1期 「摘要」金融危机时期农民工就业的调整过程和结果，进一步印证了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即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并显示出与这个新阶段相联系的劳动力市场特征，揭示出经济可持续增长面临的挑战。文章首先论证了农业不再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因而农民进城打工已具有不可逆转性。文章还指出，剩余劳动力的减少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迫切需要发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即以农民工市民化为内涵的深度城市化。通过国际比较，文章论证了城市化作为新增长点的意义，对未来城市化的速度进行了判断，并澄清了城市化过程中土地扩张和人口增加的关系，进而论述了推进深度城市化战略的要点——新老居民获得均等的公共服务。 　　 「关键词」金融危机；农民工；城市化 　　 「作者」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高速发展的社会就像一列飞驰的火车，疾速地变换着自身的位置，以致难以认清自身的位置和运行状况。只有在意外情况发生的时候，这列火车才被迫减速或停下来。也许这时，运行人员有机会审视一些以前忽视了的事情，检查一下机车的运行状况，看一看当前身处何地，想一想究竟要去向何方。这个时刻，特别需要一些可供参照的坐标，把列车行程与目标做出调整和重新确认。2008和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经济的许多方面就产生了这样的作用。其中一个十分值得反思的问题是农民工就业扑朔迷离般的变化，究竟对中国经济具有怎样的启示意义。本文尝试解析金融危机过程中农民工就业的调整与恢复，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再思考，并揭示未来经济增长的挑战与机会，探讨城市化作为经济增长新引擎的作用。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不可逆转性 　　 人们注意到，关于农民工遭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有多大，官方发布的信息发生多次变化。从2009年年初到9月份，分别有春节前后2000万农民工因失去工作返乡、包括直接受金融危机影响1200万人在内的7000万农民工返乡、7000万返乡农民工的95%已经返城就业、农民工失业率不到3%、外出农民工总规模已经从2008年的1.4亿增加到1.5亿、返乡农民工的96%已经回城就业，以及农民工再次出现短缺等消息，陆续经过官方渠道发布。从一个时间序列看，这些消息串联起来，足以构成农民工对2009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的反应过程。这个变化过程应该引起我们对中国经济发生的一些根本性变化给予关注，摈弃传统观念从而探寻未来的经济增长点。 　　 农民工的形成是因为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意味着农村的岗位不能满足他们的就业需要，换句话说，他们本来就不是农村有需求的劳动力。此外，还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使他们难以回到农村就业，农业不再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甚至可以说，只是因为春节与金融危机影响在时间上的重合，人们才观察到农民工的提前返乡过年，以致误认为是农民工以返乡的形式对大规模失业做出反应。由于回乡过春节是农民工年复一年的常态，假设没有上述时间上的偶然性重合，其实本来不会出现农民工返乡潮的。 　　 首先，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使农民工不再能够以农业作为后备的就业领域。对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农业来说，劳动力需求往往不是由自身所决定，而是作为一个残差项，即总是根据非农产业的就业机会的多寡而变动。相应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常常不是劳动力迁移的原因，而是对劳动力得以稳定转移做出反应的结果。自21世纪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规模稳定增长，2001～2008年，外出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以年平均8.4%的速度增长。随着劳动力转移对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产生的需求，农业机械化水平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与2000年相比，2008年农用机械总动力增加了56.3%，大中型拖拉机配套农具总数增长率211%.这无疑是农业生产方式对于劳动力出现短缺现象做出的一个正常反应（Cai 等，2008）。 　　 其次，新一代农民工大多是“80后”、“90后”青年，既不会务农也不愿意务农，甚至其名下也没有承包的土地。第一代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的特点是，农业中劳动力过剩，而乡镇企业不能提供足够的非农就业机会，因而伴随着劳动力流动制度环境的改善而跨地区、跨城乡流动就业。而目前这一代农民工，则大多数是初中毕业以后即刻外出，普遍没有务农的经历，也没有将来回到土地上的打算。根据调查，45.4%的农民工年龄在25岁及以下，而20岁及以下的则为18.3%（盛来运、彭丽荃，2006）。全国农村普遍实行家庭承包制是1984年，至今已25年，也就是说，所谓“农民工”其主体是名下并没有承包土地的农村外出务工青年。此外，因土地转包、返还集体、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