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伦理学概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ppt

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1864-1920 德国社会学家、政治哲学家，研究领域涉及法学、史学、政治学、经济学、行政学、社会学、宗教学和社会科学方法。 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经济与社会》等 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 1922年生，美国著名 经济学家，公共选择范 式和寻租理论的创始人 之一。 著有《官僚体制的政 治》，柏克、郑景胜译 ，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塔洛克《官僚体制的政治》的基本观点：官僚制的伦理困境 “当一个人在管理金字塔中向上移动时，雇员的这种相对独立性就变得越来越不明显了。——人们就会从这些拿高薪的管理人员身上看到一定程度的个人奴性；而这是工头们从来不敢妄想从普通工人身上得到的。”（《官僚体制的政治》，第13页） “不讲道德的人比起那个愿意牺牲自己的职务升迁目标讲道德的人就占了大便宜。由此，那个偏向于不顾道德因素而选择了专为提升自己地位的做法的人，大概就将是在等级制中得到升职的那个人。在这样一个结构中已经达到顶层的那些官员，他们的普遍‘道德水准势必相当低。”（ 《官僚体制的政治》，第25页） “最擅长确定领导将会预见什么事，而不是未来会发生什么事的人，看来会比其同僚先得到提拔，尽管那些同僚在预见未来实际发生事件的能力上可能要比他强很多。”（同上书，第231页） 官僚制的负面性 一、官员的工具化； 二、官僚系统“黑箱”：秘密政治、“无人”统治，为现代极权主义政治提供技术可能； 三、官僚组织泛滥的社会后果：责任感丧失、创造力匮乏、人的疲弱和被动。 奥伦多夫： “我认为，我处的位置不是去判断他的措施……是道德还是不道德的……我迫使我的道德良知接受我是一个军人的事实，因此我只是庞大国家机器中一个相对微不足道的齿轮。” 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 “正是由于工具理性的精神以及将它制度化的现代官僚体系形式，才使得大屠杀之类的解决方案不仅有了可能，而且格外‘合理’——并大大地增加了它发生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增长与现代官僚体系将无数个体追逐任何一种结果（包括不道德结果在内）的行为协调一致的能力之间，存在的不仅仅是偶然的关系。” 米尔格拉姆的电击实验 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1933-1984）： 先后于美国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曾获古根海姆奖，著有《对权威的服从》（中译本，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等。 斯坦莱·米尔格拉姆从1961年到1963年在耶鲁大学进行名为“记忆与学习”的实验研究，旨在 研究人的放弃责任的服从行为。 “实验者”（E）、“老师”（T）和“学生”（L）分处不同房间，他们不能看到对方，但能隔着墙壁以声音互相沟通。有一位参与者甚至被事先告知隔壁参与者患有心脏疾病。 老师被给予一具电击控制器。然后逐一朗读单字配对给学生听，朗读完毕后进行测试，每个单字配对有四个选项，学生按下按钮以作选择。如果学生答错了，老师按下开关对学生施以电击，电压逐次提升。如老师想停止，实验者会依序答复：（1）请继续；（2）实验需要你继续；（3）继续实验非常重要；（4）你没有选择，必须继续。如老师还是希望停止，实验就会停止。否则，实验继续，直到惩罚电流提升至450伏并持续三次后。 精神病医生的预测是：大多数受试者使用的电击级别不会超过150伏，4％会达到300伏，只有千分之一会坚持到最高级电击。 “惟有兽性化了的罪犯和精神失常的疯子，才会对自己的同胞绝对不感兴趣。……惟有已经丧失了自身的存在逻辑和伦理中心的人，在对待他人时，其行为才会如同他人不是一个人、更没有人格。”（奥托．魏宁格） 发令者：最好的情况下出于无知和对民众的冷漠 对其命令的后果（由最后环节的执行者所执行）缺乏亲身体验，甚至毫无感受，尤其是对包含技术性的行为：“他们对这些后果只有抽象的、孤立的认识；这种知识在统计学上表述得最为清晰，统计学在衡量结果时不会下任何判断，当然也不会下道德判断。在他们的卷宗和头脑里，这种结果最多被概括地描述为曲线或圆周中的某一块；如果理想一点，它们会表现为一串数字。由于是通过图表或数字来表示的，他们命令的最终后果缺乏实质内容。” ——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 作为执行者：自我的物化与工具化，甚至借用上令以遂己之私欲 “一旦官僚体系执行的任务的人类对象被有效地非人化，并因此被废止了作为道德需求的潜在对象，他们就会被带着道德冷漠的眼光来看待；一旦他们的抵抗或不予合作阻缓了官僚程序的顺畅之流，这种道德冷漠就会很快转变为非难和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