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现代化的“星星之火”.docVIP

艺术现代化的“星星之火” 　　任何新艺术的诞生都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艺术自身内在规律的影响，另一个则是外部环境的影响。关于现代艺术的起源，众说不一。西方美术史上习惯把1855年库尔贝在送交世界美展的11件作品中的两件落选后自租场地举办“现实主义――库尔贝40件作品展”或1863年马奈在巴黎落选作品《奥林匹亚》《草地上的午餐》在沙龙展出看作现代主义的开端。对于中国来说，传统的文人画在晚明董其昌提出南北宗论，发展到清末已是风烛残年。从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叩开了中国的大门，疯狂的侵略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伴随着侵略而来的是西方文化的东渐和引进。在东西的交融和冲突之中，面对中国画的发展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倡导中国画的改革。这种在“被动状态下的主动诉求”可以看作中国美术现代性转型的起点。与此相类似的是：十年“文革”麻痹和禁锢了中国人民的思想，在20世纪70年代末，政治空气的松动，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面对文革中“红、光、亮”，人们点燃了再一次艺术现代的“星星之火’。本文将对发生在20世纪的这两次艺术运动的历史作出初步分析。 　　董其昌在其《画旨》中指出：“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这一理论推王维和李思训为南北二宗的首领，称“南宗”为文人画，有书卷气，有天趣，只有凭借个人的天赋和学养才能达到其境界，而“北宗”是行家画。在董其昌眼里，以王维为代表的南宗山水画的美学价值高于李思训为代表的北宗山水画，这种尚南贬北、推崇文人画的理论直接为清初的“四王”继承。作为正统派的“四王”主张绘画创作应从学习古人入手，把古人的秩序化的图式重新组合抒发个人的情味。到了清朝后期，“四王”的追随者“小四王”“后四王”的作品已了无生气，只是把古人的山石树木搬前挪后，画坛呈现一派衰微景象。 　　15世?o末伴随着地理大发现，东西方海上航线的开通，东西方的文化交流通过这些海路日益密切交融起来。西方的绘画就是随传教士的文化传教活动传入中国。他们采取自上而下的“文亿传教”形式，得到了清朝皇帝的欣赏和赞助，于是大量的西方画家来到中国，服务于宫廷或从事授徒，西方油画在各地得到传播。天主教徐家汇土山湾画馆在上海的诞生，在培养中国人从事天主教绘画雕塑和印刷工作的同时，造就了一批中国的西洋画家。 　　中国的社会状况从19世纪中叶开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840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西方的坚船利炮摧毁了中国的大门，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带来的割地赔款，把巨狮般的中国瓜分地遍体鳞伤，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壤被严重侵蚀，文化结构遭到了严重破坏。在这种状态下，清末民初的大批爱国青年纷纷走出国门，希望借以寻找一条拯救民族绘画的途径。陈衡恪、杨白民、李叔同、曾延年、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何香凝、郑锦等人，在辛亥革命前夕到日本学习近代美术。李铁夫、周湘、蔡元培、李毅士、冯钢百、黄潮宽等，则是首批赴欧美取经的美术学子。这批青年美术家在学业期满回国后，兴起了一股兴办美术教育的浪潮，他们受欧美、日本现代艺术教育影响，标新立异，各执其著，大胆吸收和引进国外新艺术教育体系，从而打破封建传统师徒相传的陈规以及个人危机的衰退局面，造就了大批人才。这给衰颓的传统中国画带来了强大冲击，于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首次提出中国画如何发展的问题。早在1917年康有为在他的《万木草堂论画》中明确提出“以复古为更新”“取欧画写形之精，以补吾国之短”恢复中国绘画写实传统。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提出“首先要割王画的命”采取西画写实精神。陈独秀的主张引起了革新派和国粹派两大美术阵营的论战。于是出现了折中东西、中外融合的岭南画派，借传统笔墨表现时代精神的海上画派，弘扬国粹的北京画坛。 　　20世纪初期，陈师曾在北京画坛的出现可以算作中国传统和现代的分水岭。陈师曾，名衡恪，以字行，号槐堂，又号朽道人。幼承家学，1902年被选送日本留学，1910年回国，他的美术活动主要集中在他37岁到47岁的最后十年。他在对中国传统画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先后撰写了多篇专论，其中尤以《文入画的价值》最大，他没有延续革新就是学西画的路子，提出文人画之完善在于人品、学问、才情、思想四要素高度结合的观点。他的作品比较多的是大写意花卉和山水。他的代表作《北京风俗图》共三十四幅，首先在题材的选取上，把目光转下社会的底层，描绘了民国初年北京街头拉胡琴、卖糖葫芦、出殡、赶牛车等劳动人民的生活图，这种具有震撼力的描绘反应了他在创作理念上的突破，开创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打破了晚清人物画囿于仕女、佛道、高士是一类题材的局面。另一类题材描绘前清的遗老遗少百无聊赖的情态，品恭玩鸟等。其中具有讽刺意味的如《墙有耳》，描绘了人群聚集在贴有“莫谈国事”纸条的茶馆，在“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