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人口变化原因及其分析.docVIP

一、研究现状和数据考证 　?宋代是我国历史人口发展的重要阶段，学术界一般认为，我国人口就是在宋代开始跨入亿人大关的。然而，学术界至今为止对宋代人口的研究仍相当薄弱，对人口发展的论述甚为简单，基本上只是勾划出一个大致的脉络，过程和原因多未得到说明。在时代上，这些研究均以北宋为主，南宋着墨不多，且多不提南宋后期。（注：对宋代全国人口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胡道修《宋代人口的分布与变迁》，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编《宋辽金史论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91年版；陈智超、乔幼梅主编《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三卷，第一章第三节，齐鲁书社、文津出版社1996年版；漆侠《宋代檬贰飞喜幔谝徽碌谝唤冢虾Ｈ嗣癯霭嫔?987年版；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第七章、第八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下册，第十一章，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第五章第二节，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南宋长达一个半世纪，为南方人口发展史和地区开发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因此，其人口研究的薄弱局面亟须加以改变。 　　南宋人口研究的薄弱，可以说是有关户口数据和文献资料较少造成的。宋代全国和路一级的户口数据大多属于北宋，只有少数属于南宋，数量少必然导致数据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配极不均衡。就时间而言，虽然南宋有三十余个年度的全国总户口，还有十余个年度的路级户口，但这些数据均集中在高宗绍兴二十九年至宁宗嘉定十六年（公元1159-1223年），缺少高宗建炎初年至绍兴二十八年（公元1127-1158年）以及宁宗嘉定十六年以后各朝的户口数，使人无从研究南宋初期和后期的人口状况。就空间而言，除了十余个路级户口以及东南各路一些府州军县年份并不统一的零散数据，便没有覆盖全国的区域性户口，颇不便于研究人口发展的空间差异。?　　此外，南宋户口数据的质量总的说来也不如北宋。就路级户口而言（注：南宋以路为单位的比较完整的户口数据，主要记载在《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九之七一至七七，中华书局影印本。以下如不另注，出处均同此。），至少存在着二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后一年度抄袭上一年度。福建路、夔州路和广东路的乾道三年户口数皆与乾道二年的数字相同，广西路乾道九年的户口同于八年，潼川府路隆兴二年的户数同于元年。这种照抄，并不仅仅发生在后面的一年，有的是连续几年都在照抄前面某年的数字。例如，福建路乾道四年的户口数即与三年、二年完全相同，即连续两年都照抄乾道二年的数字。此外，湖北路乾道九年的户口数与乾道四年完全相同，淮南西路乾道四年的户口数与乾道元年完全相同，可见不仅有抄上年者，甚至还有跳过去抄前几年者。 　　第二，某些路一些年度的户数变动过大，不合情理。例如，淮南西路乾道三年的户数为52415，而其前后年度分别达到10万户左右；广东路在隆兴元年和二年户数均在18万左右，而在此前后年度却高达50余万。此外，利州路在隆兴元年户数269571，而其前后年度都在37万户以上，颇疑隆兴元年首字之2为3之误。 　　除了上述诸年的各路户数，文献中偶尔还能见到南宋初期的路一级的户口数，它们的准确性同样值得怀疑。例如，两浙路建炎三年、绍兴二年、绍兴三年的户数均是212万余，成都府路建炎三年、绍兴二年、绍兴四年的户数均是113万余；就口数而言，除成都府路绍兴四年有所不同外，两路上述年代的口数均一模一样。（注：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卷六一、卷七一和卷八三，中华书局排印本。）广东路和广西路户数变动之大，更使人一眼能看出其中有错，绍兴三年广东路有户61万余，四年却为103万余，但到五年又下降到61万余。（注：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一、卷八三、卷九六。）绍兴四年广东路户数突然达到103万，显然是误将该年广西路的户数加到广东路头上。（注：该年广东路税客户61万，广西路税客户42万，二者合计数恰与误载的绍兴四年广东路的户数相等。）南宋初期政局不稳，政府无力统计户口，有关路的户口数据可能照抄北宋末某年，并且未加仔细核对，当是数据可信度差的主要原因。基于上述状况，我们在研究时不能全盘采用，而必须谨慎挑选比较可信的年度的路级户口数据。据我看来，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和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这两个年度的路级户口比较可信，可作为研究南宋人口的基本数据。在《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九保存的南宋路级户口中，绍兴三十二年的户数是第一个完整的户口数据。该年，南宋在南方建国已达36年，早已巩固了在南方的统治。在此以前，各地已多次编制保甲簿、丁账和税账等户口籍册；（注：参见吴松弟《中国人口史》（多卷本）第三卷《辽宋金元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二章各节。）即使南迁的北方移民，绍兴后期也已陆续在各地登记入籍；（注：参见吴松弟《中国移民史》（多卷本）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