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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对美国货币战争 2010年9月末，巴西财长曼特加警告，国际货币战已经爆发，这可视为政府官员第一次在国际场合正式指出国际货币战的存在和状况。目前全球的主要货币相对于美元几乎都处于升值状态中，如日元升幅已超过12%，欧元尽管刚刚摆脱主权债务危机，却也已经迅速升值2%。获利者除美国外别无他国。然而，货币升值的国家却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像巴西这样稍作干预，甚至作为美国亲密盟友的日本，仅仅做做干预的姿态，都立即被IMF和所谓国际主流媒体视为干预自由经济和自由市场调节机制。这恐怕就是引发曼特加感叹货币战已经爆发的主要原因。 一、美国为什么要发动推动他国货币升值、本国货币贬值的货币战 1971年，美国政府擅自单方面放弃了“双挂钩”责任（美元与黄金挂钩，全球货币与美元挂钩），使布雷顿森林体系走向崩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1976年通过了“牙买加协议”，其核心，一是多元基准货币，二是浮动汇率制度。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不仅没有降低美国的国际金融霸主地位，反而合法地使美元摆脱了限制超发的国际义务，并可以利用汇率浮动的机制，限制和干预其他国家的经济、金融甚至政治事务。 “牙买加协议”的实施，导致国际资本大量流入美国。1985年，美国结束了长达71年的国际净债权国地位，成为国际净债务国，并开启了当代美国独有的经济循环模式：经常账户项下的逆差由资本项下的顺差弥补。从1985年至今的25年时间里，尽管经常账户逆差持续放大，但国际收支逆差却都控制在GDP的1%范围内。也就是说，在长达25年的期限内，美国借助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每年占用他国的资本来满足本国的消费，且这一趋势日渐扩大，难以逆转。无疑，这一模式具有明显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一旦美元失去国际信任，或遇到其他国际货币的挑战，国际资本净流入将会减少，导致没有足够的资本支持其对超量进口商品的消费；另一方面，如果美国国内消费无节制膨胀，超过国际资本净流入所能提供的支撑，则经常账户项下赤字将无法弥补，国际收支失衡。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美国模式破产。 本次金融危机，虽未出现上述两种极端情况，但对美国模式产生了阶段性、结构性影响。金融危机使得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短时间内无法像从前一样，将国际资本源源不断地送到美国民众手中。因此，至少在中短期内，支持过度消费的金融模式面临着调整。这就阻断了国际资本向美国消费者的传递，大幅降低了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消费对美国GDP的贡献在70%以上），进而产生大量失业，实体经济恶性循环。这种资金链条的中断，对美国而言，虽还不至于导致美国模式破产，但意味着美国模式的暂时中断，意味着美国必须或修复旧有模式，或重建新的过渡模式。 修复旧有模式，意味着美国继续危机前的低储蓄、高消费、高经常项目赤字、高资本项目盈余的模式。客观上说，这一坐享其成的模式是美国人最愿意恢复的，但微观上有两个障碍导致其短时间难遂其愿。一是金融机构尚未完全恢复，无法提供大量的消费信贷。从事美国住房次贷的金融机构已大部分倒闭，所剩的机构需要整体金融市场恢复后才可能重新进入，其他消费金融领域，如信用卡和汽车按揭，也因金融机构风险容忍度的下降和消费者违约率的上升而收缩信用规模。二是美国居民的借款记录、抵押品、就业率等消费贷款所必需的要素还未恢复，还无法满足金融机构放贷所必备的一些要求。大部分美国民众并不会自愿放弃原有的轻松的消费模式，只是限于外界条件的变化，不得已而过起节俭的、积累了储蓄才能消费的“苦”日子。一旦三五年后外界条件具备，2008年前我们所看到的那种美式生活方式必将重演。只是在这调整期，美国要找到新的过渡模式。 脱离了金融杠杆的支撑，这个新的过渡模式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打工吃饭”，靠实实在在的工作，靠实实在在的产业发展，微观上获得工资收入，宏观上增加就业人口。而美国的生产要素价格高于全部发展中国家，高于相当部分发达国家，短期内如何提高美国的出口竞争力，如何吸引新的产业回流美国本土，调整金融要素价格就成为最简单、最便捷的选择。一方面是利率政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投入了大量货币，导致资金市场货币供给远远过剩（由于美国实体经济对货币的真实需求有限，这部分流动性无法进入实体经济），利率被大幅压低。另一方面是汇率政策，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推动美元贬值成为美国上下的共识。而在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的相对价格又有太多的人为因素可以主导，尤其对于控制着全球主要金融市场、主要评级机构、主要市场评判机构的美国而言，发动汇率战争不必像“战争”字面上那么血腥，似乎经济规律和自由交易就可以自然导致美元大幅贬值、他国货币大幅升值。而他国如要进场干预，却要受到指责和惩罚。 通过压低利率价格、汇率价格，使得美国的生产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