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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名杂记 室名杂记 室名的题署古已有之，周代就见于典籍，唐宋以后逐渐盛行。室名虽小，却斑斓霞蔚，包罗万象。或崇古、或浪漫、或言志、或纪事，似雅兴而成，实用心所致，多有寓意。历史上不少斋号名满天下，甚至成为居室主人的代称。如唐杜甫的“浣花草堂”、宋米芾的“宝晋斋”、元赵孟頫的“松雪斋”、明徐渭的“青藤书屋”、清恽寿平的“瓯香馆”，以及近现代梁启超的“饮冰室”、丰子恺的“缘缘堂”、何香凝的“双清楼”、张学良的“定远斋”、张大千的“大风堂”、梅兰芳的“缀玉轩”等。室名之观，所及虽雪泥鸿爪，然妙趣横生，兼及文史，悟理其中。今选检记之，聊为清谈。 为室而名，寓居景物应是最直观的，所以籍此命名者不乏其人。但因境况有别，所题也就各具意趣了。有庭园者自然气派。清代文学家李渔的“芥子园”，既为住所而题，也是《芥子园画谱》的由来。岭南二居的“十香园”、大学者俞樾的“春在堂”、收藏家顾文彬的“怡园”、藏书家傅增湘的“藏园”等，无不具庭园景致，且名出有典。而更多的是状景以名，蕴藉情思。以“狂素”闻世的唐代书法家怀素，为习书练字而种了许多芭蕉，以蕉叶代纸，所居处“绿天庵”便缘此得名。其它如唐寅的“桃花庵”、陆治的“有竹居”、虚谷的“古柏草堂”、张熊的“银藤花馆”等，均宅居有景。而蜗居斗室之人，因无园可赏无景可观，其室名便多了几分纪实的意味。傅抱石曾于抗战期间迁居重庆西郊金刚坡山沟里的长工屋，“金刚坡下山斋”就是当时环境的写照。早年与鲁迅合创“未名社”的台静农，抵台后长住在台湾大学的普通宿舍，家中文房仅十尺见方，遂署以“龙坡丈室”，所名绝无戏言。“窄而霉小斋”是著名作家沈从文７０年代住在北京东城旧宅时的堂号，亦无夸张，陋室景象于此可见一斑。但也有赋予幽默调侃之意的，鲁迅先生即是此中高手。《且介亭杂文》是他３０年代写的杂文集，时居上海北四川路的亭子间，属“半租界”地。于是他就将“租界”二字各去一半，合成“且介亭”，并以此定名结集。今人常见白石老人的画作上钤有“寄萍堂”一印，那是他中年住所的堂号。“寄萍堂”虽非斗室，却也仅是一间郊野农舍。取名“寄萍”，即是齐氏常年旅寄，如漂萍般离乡浪迹的生活实录。 书房画室历来是文人墨客的大雅之所，也是精神上陶然其间、引为至乐的天地，所以室名中就出现了崇尚逸情的一派。董其昌的“玄赏斋”、查升的“淡远堂”、安仪周的“古香书屋”、闵贞的“读画楼”、高士其的“清吟堂”、李宗瀚的“静娱室”、陈之佛的“养真庐”、程砚秋的“雅歌投壶弹棋说剑之轩”等，斋名都很闲适典雅。当然，主人求知向学的精神同样在室名中得到体现。文征明的“悟言室”、查士标的“种书堂”、鲍廷博的“知不足斋”、钱大昕的“潜研堂”、华喦的“解馆”、戴熙的“习苦斋”、容庚的“五千卷金石书室”、商承祚的“坚定不移斋”等，足为其佐证。 在室名中引经据典，抒怀言志，更显取义深长。“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出于老子的《道德经》。身为嘉庆帝师傅、出任过广东巡抚的大学士朱熹深明其理，名所居“知足斋”。康有为曾题过“四本轩”的斋名，所谓“四本”，即“居心以不欺为本，作事以不懈为本，待人以不刻为本，爱民以不扰为本。”人生哲理，概述其中。史学大师陈寅恪晚年潜心明清之际的史学研究，尤其欣赏柳如是所写的《金明池?咏寒柳》。诗情有会，心声共鸣，于是将寓斋号曰“金明馆”及“寒柳堂”，其自编的论文全集亦定名为《金明馆丛稿》。 与此相仿的还有感悟时事的一类，据此大可以管窥到居室主人个性独特的思想意识和情怀心迹。朱耷是明宁王朱权的后裔，明朝的覆灭使这位亡国王孙满怀愤郁，称其居为“半哭半笑楼”，就连作画署款，也将“八大山人”联书似“哭之”或“笑之”二字，凄然疾世之情溢于言表。潘天寿饮誉中外，１９５８年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并荣获了苏联艺术科学院名誉院士的称号，盛名之下自励自勉，命其斋曰“止止室”，意为止步名利。学兼中西的林语堂将自己的文房起名为“有不为斋”，以示其旷达超脱。相比之下，教育家叶圣陶的“未厌居”倒有点像无奈的“声明”。盖因一度有言论说他消极厌世，他即取斋名“未厌居”以示回应，之后还刊行了《未厌集》，可谓尽表其衷了。 藉庋藏的文物瑰宝光耀其居，也是室名中非常流行的一派。“宝董”、“寿石”、“铁佛”、“十墨”、“半瓜砚”、“四铜鼓”、“三百范”、“一卷孝经”、“百二烟壶”、“天玺双碑”、“铁琴铜剑”、“百宋一廛”、“千元十驾”、“秦权新量唐镂瓦”等，令人眼花缭乱。这些纷华的室名无不联缀着收藏史话的轶闻趣事，其中乾隆皇帝因珍赏稀世书帖而易名的“三希堂”就最为彰著。陈介祺因秘藏古代乐器钟十口，便有了“十钟山房”。陆心源所藏宋版书逾二百种，藏书处号“百百宋楼”；吴大澄喜得一尺二寸长的古玉，朝臣均称罕见，翁同观后欣然为其题写了“玉山房”榜额。王羲之的《兰亭序》历来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