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人化的视角看历史的荒诞和人的生存.doc

从个人化的视角看历史的荒诞和人的生存 严歌苓是当代知名女作家,她的作品内容丰富。从知青、军旅到大陆移民,随着严歌苓的成长,她的作品中的人物也在变化着。在其早期创作的作品中,作家的视角大都停留在海外移民身上,很少关注大陆本土,因而,它的作品的丰富内涵和深邃的思想也常被忽略。而今,蛰伏几年的严歌苓,将自己的笔伸向了几十年前的大陆农村,奉献出了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在小说《第九个寡妇》中,她从个人化的视角,揭示了历史的荒诞和“人的生存”。 　　关于个人化写作,北京大学戴锦华教授认为主要有两个层面:其一,个人化写作是从个人的视点、角度切入历史。一个从颇为个人的观点切入的叙事,可能构成对权威话语和主流叙事的消解、颠覆,至少可能成为一道完整想象图景上的裂隙;其二,针对女作家,个人化写作有着自传的意义。在我们当前的语境中,它具体表现为女作家写作个人生活、披露个人隐私,以构成对男性社会、道德话语的攻击,取得惊世骇俗的效果。因为女性个人生活体验的直接书写,可能构成对男权社会的权威话语、男性规范和男性渴望的女性形象的颠覆。在这两个层面上,严歌苓的小说创作都可以被视为个人化写作。她的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是关于农村题材的作品。与其他一些作家不同,她在创作中有着强烈的个人化倾向。她不写那类正统的主旋律题材(即偏重于表现主流意识形态中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的小说,而是努力在农村题材中投入个人独特的感受与情绪。以上为起点,严歌苓走向了以揭示时代的荒诞和人性的压抑的创作道路。 　　《第九个寡妇》描写的是二十世纪四十到八十年代的中原农村的一个真实的传奇故事,自幼在孙家做童养媳,几个男人眼里的尤物、好赖都能活着的女人王葡萄,土改时将被错划为恶霸地主的公爹从死刑场上背回,藏匿于红薯窖中,一藏就是二十年,直到文革结束。通过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跨度的故事,严歌苓展示了自己对历史、对人的生存的独特认识。 　　自人类诞生以来,成为自然与历史的主宰,一直是人类梦寐以求的。在以往的“个人与历史”结合的小说里,作家往往以历史为主线,写人物命运的变迁。在历史合理时,人过得幸福自在,在历史荒诞时,人受到挤压。在历史面前,人卑微得不能再卑微。历史规律如同一只看不见的手,它支配了人们的行动,主宰着人们的命运。历史叙述的小说无不在证明着历史规律的正确性,而里面的人物只是完成历史叙述的道具而已。 　　在严歌苓的小说里,这个理念被颠覆了,历史不再是强大的、先验的,而成为人物生活的图景,人鲜活地生存于其中,直面风风雨雨。在历史面前,人也不再是被动的承受,而有了主观的判断。小说《第九个寡妇》以王葡萄的故事为主线展开叙述,主要人物的命运遭际都通过王葡萄的眼睛告诉读者,王葡萄的眼睛成了历史的“过滤器”。小说中有一个情节形象地阐释了这个“过滤器”:在孙怀清家,为了应对兵荒马乱的社会现实,他每天都会将自家的门用东西顶上。每当门外吵嚷混乱有动静时,王葡萄和他就会透过门槛的透缝处往外看,根据门外的绑腿判断队伍的性质,决定应对的策略。这个情节在以后王葡萄藏匿公公,独处一院时,有了新形式的翻版。王葡萄独处村里僻静的一所宅院里,为了守住藏匿公公的秘密,防备外人的突然来访,在自家养了一条看门狗,用狗的吠声来提醒自己外面的动静。 　　这些以“门”为界的情节颇具有象征意味:门是封闭的,门内的世界就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自主性,这和一个具有独立性的个体相似;门外世界是千变万化的,又和风云变化的历史相似。王葡萄坐在家中,静观外界的变化,在历史面前主动做出自己的选择。 　　但,自主命运的王葡萄的选择是迥异于他人与时代的,是大胆的,惊人的。 　　孙少勇是孙怀清的二儿子,王葡萄的二伯子。他在省城读书时,追求进步,加入了地下党。他曾卖笔补贴党的交通费,在解放后主动贡献出自家的全部积蓄。他与父亲划清界限,还主动请求镇压划分成地主的父亲。他在追求进步的同时,以人性的全部丧失为代价。然而最终,他却并没有获得他所希望的“社会认同”,还是被历史一脚踢开。 　　谢哲学,孙怀清从前的账房先生。在批斗孙怀清的大会上,他有些犹豫。孙跟他说,多他一票少他一票自己都得是个恶霸。谢哲学是一个明白人,他听懂孙说的是民心大势。不随大势,他自个他家人就要吃眼前亏。他的选择就只有见风使舵,识时务随大流。谢哲学这种心理,大概是在几千年来的历史残酷游戏里,绝大部分人所秉持的心态。 　　王葡萄对命运的选择和他们不同。小说一开始描写八个八路军和村民共同被日本军队包围了,狡猾的日本人把男女分成了两组,要求成年女人领回自己的丈夫,以此“空”出八路军。八个有觉悟的女人牺牲了丈夫,惟有王葡萄将自己的男人领回。在别人讥讽她落后时,她振振有辞:“他是俺男人,俺不救他谁救他。”对人情、人性的坚守成为王葡萄选择的唯一标准,即使在那颠倒的历史面前也不曾改变。她以不变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