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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传播学在中国发展的若干思考———传播学访谈录采访人:北京广播学院韩运荣被访者:暨南大学新闻系副主任陈卫星博士您对西方传播学的总体印象如何?对此有什么具体的学术评价?答:西方传播学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很难有个一致的定论。十多年前,我受国家教委派遣赴法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当时,按照专业目录选定的学科是信息传播学,我隐隐约约的知道,在国外研究电影之类的大众媒介是被划分在这个学科里面。结果,去了之后,才发现跟我想的不一样。课堂上讲了很多传播媒介的政治经济结构分析、社会学、符号学、控制论、语用学、精神分析乃至法国人自成一派的媒介学(Mediologie)等等内容,当时学得很艰难,至今也不敢说很有收获。这些学科在理论建构上都很有内容,或者说很有诱惑性,外延很大,把信息传播活动当成社会再生产中的象征活动来看待,跟社会活动本身贴得比较紧(比如公共传播、组织传播和企业传播),同时又保持批评立场的理论自主性,对市场经济的商业化逻辑过多地渗透传播活动有警觉意识。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技术性的课程,法国毕竟是符号学理论比较发达的地方,有关对信息和媒介文本的话语分析的课程,内容丰富,学术性强,充分体现了法国学派思维精湛的特色。1997年初回国工作时,我发现在国内传播学界盛行的是美国的经验—功能主义流派,其特点是有很多应用公式和实用技巧。其实从美国经验—功能主义流派的发生和发展过程来看,它一开始就是和美国的市场经济扩张,特别是美国干预世界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活动的需要直接相关的。从30年代到60年代,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活动迅猛发展的背景是和美国的企业需求和美国政府包括五角大楼的投资分不开的。之所以经验—功能主义学派具有巨大的国际影响,是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在世界上建立了霸权地位,整个西方世界的政治和经济领导权在美国手上,这为美国在全世界范围推行的政治和经济扩张当中所伴随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渗透提供了机会。如何通过大众传播来证实美国的支配地位和冷战中的主导权,经验—功能主义学派的理论恰好在美国内外提供了一个富裕社会的形象,这个社会能够提供各种满足。从传播角度来说,组成这个社会的个人是自由、自治的,可以接受到各种不同的信息,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证明人际接触超过大众传媒的强力。从总体上来讲,作为一种传播战略和一种解释形式,美国传播学界的传统学派是一种美国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官方”话语,服务于冷战时期美国的政治需要,鼓吹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内容在内的美国模式,为美国的国际干预提供合法化的理论根据,并从中提炼出大量具有明显政治内容的研究术语,比如“思想战”“、征服精神和意志的斗争”、“意识形态战争”“、政治战”、“真理攻势”、“宣传战”、“词语战”“、间接侵略”“、煽动”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功能主义分析总是和美国政府站在一起鼓39传播论坛国际新闻界2000.2吹信息的自由流动,简单地把自由表达等同于个人在商品市场当中的自由交换,这恰恰是以传播学为伪装来服务于美国所推行的世界霸权。美国的传播学研究从发展逻辑上来说更加注重服务行政性质和市场服务的管理,功能性的长处在于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脉络很清楚。拿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来说,直接服务于政治传播的政治营销(PoliticalMarketing)就是从美国传入欧洲的。我最近看到国内出版了一本属于国家正式研究课题的书,是研究中国的领导人形象设计的,这说明政治营销现在好像也进入了中国。西方传播学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美国学派的影响,这其中有满足社会实际需要的一面,尤其是推动包括文化工业在内的市场经济建设的理性化方面。但传播学理论从70年代以后在理论上的拓展和延伸很大,概念层次越来越丰富,国内要开展传播学的教学和研究活动,首先有必要开阔视野,从国外的学术经验和理论成果中分析总结出一些能够被我们借鉴和汲取的内容。没有学术积累就没有比较,学术对话就无依据。我认为首先对我们具有借鉴意义的传播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学思想。因为传播的发展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而开始形成的网络,①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观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和把握传播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把传播的意义纳入社会再生产的范畴。法国传播学家戴拉海(YvesdelaHAYE)对马恩的传播学理论进行过专门研究。②他认为,马恩在涉及到商品运输技术、信息传递、开发者旅行等等属于传播的问题时并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考察这些现象所暗示的有关生产、国家、殖民主义、阶级构成、城乡分工、货币流通、价值实现形式、公共安全等等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关系。在戴拉海看来,马恩对“传播问题”有一种唯物主义的观点,首先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来考察传播的载体(道路、运河、港口、铁路)和动力手段(蒸汽机、海底电缆、火车机车)有利于商品和人员的交流。其次是研究传递信息的工具如何加速信息的扩散和扩大传40播范围。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