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安排与社会空间极化_现行公共住房政策透视.docx

制度安排与社会空间极化———现行公共住房政策透视徐琴摘要:自从中国实行住房商品化以来,以居住分异为典型特征的社会空间极化现象日益明显。与此同时,作为一项制度安排,公共住房政策由于目标定位的偏差,在经济适用房的区位安排中选择了“孤岛化、集中化和大型化”的空间模式,对市场化条件下的城市社会空间极化发挥了“同向强化效应”,加剧和强化了社会空间极化。经济适用房居住区也不同程度地出现“贫民区化”或“类贫民区化”的趋势。因此,应将抑制社会空间极化、促进社会融合作为公共住房政策的重要目标,并切实从以下三条途径达此目标:采取“社区混合居住”的适度混居模式,注重居住与就业的平衡,注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在城市空间的公平配置。关键词:社会空间极化;公共住房政策;社区混合居住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08稿日期者简介:徐琴,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210013在市场化的语境中,空间无疑是城市中最为稀缺的资源。不同社会阶层在空间资源的竞争能力、分配权力和占有水平方面的显著悬殊所导致的社会空间极化现象引发了人们对社会空间正义和空间秩序的极大关注。诸多事实表明,在社会空间极化的演变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不仅有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公共住房政策这只“有形的手”,是城市社会空间资源配置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其作用同样不应忽视。会空间极化的典型表现是居住分异,即在城市中不同地价水平和不同经济社会质量的地段,各自分布着等级差异鲜明的、不同类型的住宅区。西方国家的历史表明,社会空间极化往往是在市场和政府制度安排双重作用下的产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分层不可避免,阶层化是城市社会结构的主要特征。同时,住房的市场化供应,使不同阶层对稀缺的城市空间资源进行竞争。不同阶层对空间资源的支配和消费能力的差异,集中表现为城市的居住分异,即不同社会阶层占据着城市中的不同区位。早在20世纪20年代,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古典人类生态学就用一系列空间结构模型来揭示城市空间和区位的分化规律。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战后各国为了解决城市贫困家庭的住房问题,其公共住房政策多采取集中建造社会住房(指政府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的保障性住房)的模式,对市场化的居住分异机制起到了“同向强化效应”,极大地加剧了城市社会空间极化问题。正如西方学者指出的那样,“城市化过程中的住房市场导致了贫困家庭在空间上的集中,社会住房通常集中在城市的某些地一、社会空间极化的界定与认识从古典人类生态学的视角出发,空间资源是城市中最为稀缺的两种资源之一。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社会阶层急速分化、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典型地表现为社会阶层序列中顶端和底端的社会成员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的落差不断扩大,相应地,对稀缺的城市空间资源的占有水平必然不同,因此在城市空间区位上表现为各阶层之间清晰的分异、集聚和隔离,这种不和谐的过程和状态即为社会空间极化。换言之,社会空间极化是社会阶层分化在高度分异的城市物理空间上的投影。社—26—区,低收入家庭和靠政府转移支付生活的居民就集中到这些地区,结果在城市中,贫困居民的分布呈现明显的区域集中现象,而相对富有的家庭从这类地区大规模迁出,这就加剧一种明显的社会极化现象。”[1]社会空间极化往往是社会隔离和社会冲突的重要诱因。居住分异使不同阶层之间的交流、交往、理解和互助变得日益困难,隔膜加深。处于优势地位的社会主流阶层排斥贫困阶层,而处于劣势地位的贫困阶层对主流社会则可能产生强烈的对立和仇视。空间区隔也使贫困阶层摆脱身份标签、走出贫困陷阱的希望日益渺茫,于是,失业贫体,通过资格审定,以微利价格出售产权的方式分配给符合条件的城市居民家庭。由于目前在中国按照“中低收入”的标准进行资格审定的操作难度极大,在很多城市,已经逐步将经济适用房的分配对象定位为城市拆迁居民和城郊的失地农民家庭。二是廉租房政策,是指政府以租金补贴或实物配租的方式,向符合城市居民最低收入(一般是指5%的最低收入城市居民家庭)且住房困难的家庭提供保障性住房。目前,中国城市廉租房的分配多采用租赁住房补贴为主,租金核减、实物配租为辅的保障原则。从目前大城市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空间安排中看出,无论是经济适用房,还是廉租房政策,基本的政策目标是单一的,即以最低的经济成本,为其政策对象提供最低限度的、必要面积的成套住房。显然,这个目标存在着严重的偏差,仅仅看到了住房的物质属性,而忽视了住房所具有的复杂的社会属性;仅仅将居住空间视为一个单纯的物理空间,而忽视了其社会空间的本质。在这种偏差的单一目标引导下,在尽可能压缩成本的利益权衡中,在级差地租极为明显的大城市,政府一般都将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选址安排在地价低廉的城市远郊。经济适用房居住区基本上都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