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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马克思的新闻出版自由思想及现实意义 ——读《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有感谈到世界近代史上关于言论出版自由的经典著作，人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两位英国著名思想家的名著，即约翰·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以及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论自由》。实际上，德国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卡尔·马克思在此方面也有杰出的成就——马克思于1842年撰写的批判当时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的两篇论文——《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和《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也堪称新闻出版自由的经典论著。虽然长期以来，人们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社会主义等伟大理论方面的影响力。他那些关于新闻出版自由价值的思想，同样至今依然闪烁着经典的光芒。18世纪中期以来，英国工业革命发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在欧洲大陆迅速发展。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德国也在这种潮流的影响下缓慢地发展着资本主义。封建的农业经济在这种新兴的、有活力的生产方式的冲击下日益衰落，而封建阶级为了维护其脆弱不堪的统治，便加强了对人民的控制——尤其是思想上的控制与束缚。1819年，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颁布书报检查令以监控出版物；1841年威廉四世颁布了新的书报检查令——表面上是“为了立即取消出版物所受到的违背陛下意志的、不适当的限制”，实际上是在旧的书报检查令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新的限制。这一新法令实施后，德国言论出版自由受到了严重破坏。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对这种危害新闻出版自由的书报检查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于1842年发表两篇论文——《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和《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在批评书报检查制度的同时，阐述了他对新闻出版自由的认识。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以对待新闻自由的态度来划分辩护人的等级——即使“在辩论其他问题时，各等级的代表队各种意见的辩护是势均力敌的，而出版自由问题上则不然，反对出版自由的人稍占优势”。马克思详述了每个等级对出版自由的辩护内容，并逐一进行反驳。首先是反对出版自由的诸侯等级，他们认为出版自由和书报检查制度都是“恶”，但相比起来书报检查制度是一种较小的恶。因此，书报检查制度存在的事实就推翻了出版自由。这一论证把书报检查制度本身看作“优秀的新闻出版业的基础”,而对“严格检查制度下的著作时期”内书报检查制度给德意志精神的进步所造成的不可弥补的惨重损失置若罔闻——这是极度不合逻辑的奇谈怪论。贵族阶级的代表人则“在出版自由上他驳斥的是人的自由,在出版法方面他驳斥的是法,”——为所欲为的自由成了等级议会的特权,贵族等级辩论人把这种特权,这种违背人民和政府的个体自由妄称为普遍权利,而把省的普遍要求变成了个人的欲望。城市等级的辩论人对于出版自由的态度，正如其宣称：“出版自由只要没有坏人参与就是美妙的东西。”“要防止这一点,直至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可靠的办法”。这一等级所关怀的并不是真正的出版自由，而是身边的小利益。 简单罗列关于出版自由的反对者与辩护者的论点后我们可以发现,他们所要论证的自由不是人民大众最普遍的自由，而是其所在阶级的精神的自由；他们所要求的不是普遍大众的利益，而是自我存在的这个特殊集团的利益。所以，这应该算不上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明显辩论，而更像一场马克思与各等级的一场隐秘的辩论——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出版自由？我认为，马克思眼中的新闻自由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新闻出版自由应该是人民理性意志的集中体现。《论自由》有一句影响深远、深入人心的话:“如果整个人类,除一人之外,意见都一致,而只有那一个人持相反意见,人类也没有理由不让那个人说话。正如那个人一旦大权在握,也没有理由不让人类说话一样。”一个好的国家应该是建立在一个合理与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的，正是因为其合理性，公民才会服从于国家，事实上也是公民服从自己本身的理性。民众不同利益的多元思想是构成理性精神的重要因素，因此，只有新闻出版自由实现其普遍性、上升到法律层面，才能集中人民理性，这个社会与国家才能具有合理性。然而，书报检查制度却要求“严肃和谦逊地探讨真理”，即以统治阶级的思想和利益作为出版标准，实际上扼杀了人们表达意见的自由，最终的结果就是只有一种官方色彩，堵塞了公共理性的来源，违背了“理性”的本质。其次，新闻出版自由应具有人民性，自由报刊应是人类精神自由表现的产物。正如约翰·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提出：真理是通过各种意见、观点之间自由辩论和竞争获得的;必须允许各种思想、言论、价值观在社会上自由的流行,如同一个自由市场一样,才能让人们在比较和鉴别中认识真理。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中，不同等级的利益群体因其不同的社会地位与背景对新闻出版自由持有不同的态度。马克思认为，对报刊的合理性的态度不应该是从代表少数特权等级的利益出发，而是应该从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出发。马克思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