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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经营的哲学观 企业本身就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集合而成的社会组织，具有天然的人格化特征，对于任何一家企业而言，企业领导人的资质、风貌和气质往往决定了这家企业的兴衰、样态和特点。企业价值观的混乱、分裂和扭曲，反映在企业的日常经营行为上，会表现出同样的负面特征。 近日，沸沸扬扬的唐骏“学历门”事件，再次将民众的价值观撕裂成两半。“挺唐派”们和“批唐派”们的激烈分歧，揭示了一种隐性的基于乡愿主义的商业价值观依旧大有市场：既然英雄莫问出处，学历抑如当年风行的丰胸硅胶，就当它是个装饰罢了，言下意，这是个无关紧要的私人问题，何必计较当真? 问题是，学历真假只是冰山一角。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和商界俊秀，唐骏的学历问题显然不只是个“个人问题”，关涉到商业中最基本的诚信原则和做人原则，如果说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唐骏矜持自负的不道歉还是一个“自我造神”运动中的某主角作为个体的不能自省，那么，大众对于这一真假问题采取“和稀泥”的乡愿做法和漠视，则反映了当下中国社会一种深入膏肓的病态现象，它和前一段时间被揭露出的“张悟本事件”呈现了同样的社会病灶肌理——为了达到目的，手段不妨疯狂。 一种肤浅的充满自我夸耀风格的所谓“成功学”的流行，离不开培育它的一个日益功利、短浅和浮躁的社会土壤。日本企业家稻盛和夫曾指出，“今天这个世界混乱不堪的原因”，穷根究底，是因为缺乏具有优秀资质的领袖人物。企业本身就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集合而成的社会组织，具有天然的人格化特征，对于任何一家企业而言，企业领导人的资质、风貌和气质往往决定了这家企业的兴衰、样态和特点。企业价值观的混乱、分裂和扭曲，反映在企业的日常经营行为上，会表现出同样的负面特征：内部人心涣散，公司政治横行，客户受到欺蒙，这样的例子在商业史上比比皆是，小到企业高管文凭弄虚作假，大到安然这样的大公司做假账，更有三鹿集团制造有毒奶粉产品，至今屡屡不绝，这些企业要么缺乏最基本的正确的经营哲学，要么建立了一套根本在企业内部无法贯彻执行的虚假或错误的哲学，正所谓，道不存，所行不远。 经营哲学的三个层次 凯恩斯曾经说过，那些厌恶理论或者声称没有理论更好的经济学家，不过是处在较为陈旧的理论的掌握之下。对于企业经营者来说，这样的道理同样适用。唐骏认为文凭真伪只是一个不足挂齿的“私人问题”时，大抵反映出他的另外一套哲学，既然英雄可以不问出处，学历真假又当如何?更何况在商业界，我们的确有悠久的混乱价值观历史，假作真时真亦假，无商不奸，偶尔作假和偶尔作秀一样，都是无伤大雅的“战术运用”，君不见，满大街的假文凭、假证件、假货，你方舟子为何揪住我一个人不放手? 商业界缺乏道德一致性的恶行，正在侵蚀这一大厦的基石。在针对中国企业家的一次演讲中，稻盛和夫把企业经营的哲学首先界定为“作为人，何谓正确?”的基本问题。诚实，不欺骗，不撒谎，这是三岁黄口小儿就开始学习的做人原则，有人质疑这样简单朴素的道理，还需要作为企业经营的哲学加以强调吗?可事实是，许多大企业的丑闻，恰恰都源于忽略或者故意背弃了这些“理所当然”的做人原则，从小的作伪开始，到不断破坏一些更大的原则边界，直至东窗事发时，又害怕被披露之于公众而引发企业更大损失，故采取沉默应对、隐匿不报的做法，最后纸终包不住火，或因内部告发，或被外界揭露，最后企业只能在“掩饰—说谎—再掩饰—再说谎”的恶性循环逻辑中走向崩溃。 企业经营哲学，卑之无甚高论，由低到高，它至少包含了三个层次的含义。首先，企业经营的哲学是指导企业日常经营的一整套规范和原则;其次，这一哲学也是企业的目标指引所在;最后，企业经营的哲学往往与企业品牌紧密相连，会给企业带来一连串意想不到的、非常高的美誉度和品牌溢价，在这一点上，企业的品性，就像一个人的人格和风范，其维护成本巨大，坚守之不易，收益也不菲(尽管反映在个体身上，未必是经济收益)。 从中外成功企业的经验来看，这三点缺一不可。联想创始人柳传志为确立公司成立之初严格管理的哲学，认为“制度就是对一把手的制约”，率先垂范，有一次开会迟到，自己主动罚站;在联想，有不拿红包的天条，历史上柳传志也曾将一位触犯这一原则的手下爱将送进了牢房。在为企业树立远大目标上，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带领员工刻苦磨砺，短短十几年中将华为从一个中国公司发展壮大为一家跨国公司，从而超越了单纯的企业利润目标，为中国企业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在张扬企业正确的价值观方面，Google的“不作恶”原则和其创新的技术产品一样，为用户提供了同样卓越的、不流于平庸的服务体验。 经营哲学的“登山论” 企业需要什么样的经营哲学?这如同千人千面、但具有同样“同理心”一样，成功的企业往往也有非常相似的经营哲学。这样一系列被普遍使用的企业信条，或像著名的“惠普之道”，影响了一大批创业企业，或像更具中国特色的“华为基本法”，为更多的成长型企业所借鉴学习